总之，独特的建国形势，形成了草原本位思想，并催生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儒学的背后是汉代文人士大夫，他们在草原勋贵面前显然处于弱势，儒道不兴，自然在情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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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幅员辽阔，文化多元
蒙古铁蹄踏遍半个世界，建立了空前大帝国，接触的思想文化也空前多元。这与辽金等朝所接触的先进文明仅汉文化一家有很大不同，儒家思想只是汉文化中的一种，蒙古接触的又不仅是汉文化，在多元体系下，自然很难独尊儒术。
在成吉思汗前，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景教）就传入草原，克烈部，乃蛮部就信奉景教，忽必烈的母亲就是景教徒。元定宗贵由汗的亲信就有很多基督徒，“自幼就是基督徒的合答黑曾在贵由身边担任太傅一职，使他的性格深受影响”“世界上所有各个角落的神父和修道士都到他的宫殿里来。”入元之后，基督教更是大行其道，罗马传教士约翰-孟贴-科尔维若一人在大都就给6000人施过洗。
全真丘处机曾随成吉思汗西征，颇得大汗欢心，道教在蒙元也十分盛行，“教门宏阐，前所未有”，乃至“毁西京夫子庙为文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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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元代政治影响最大的还是藏传佛教和阿拉伯文化。1253年八思巴受诏觐见忽必烈，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被册封为帝师，藏传佛教取得了类似国教地位。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遵信之者，无所不用其极。”“帝师弟子，司徒，司空，国公者，前后相望。”
蒙古征服中亚和中东，大量穆斯林涌入中原，成为色目人的主要成分，“（色目人）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域区县邑，必居其精要，专其膏腴。”擅于经商理财，掌握科技文化知识的色目人，被蒙元统治者所重用，元代全国各地各级官员中色目人就占大半。元成宗元贞元年，中书省执宰12人中，色目人就占了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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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重义轻利”，不完全切合统治者需要
忽必烈重用刘秉忠、姚枢、郝经等藩邸儒臣，建元改革，其根本原因是此时中原残破凋敝、经济萧条，行用儒法、劝农桑，立纲纪，能够强化集权，促进生产，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但过后不久，儒法就在和回回法的斗争中败下阵来。
元代财政压力很大，“素无积储，何以供亿”，中书平章色目人阿合马通过增发钞票、官营矿盐、放高利贷、钩考官员等办法，给朝廷创造了大量收入。但儒臣对此颇为反感。儒家思想到了宋代发展成理学，主张“重义轻利”，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德者本也，财者没也”。阿合马理财是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小人也。”但儒生的说教在色目人带来的真金白银前毫无吸引力。理学家许衡曾在朝堂怒斥阿合马，也为大汗所不喜，最后罢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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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阿合马被“义士”刺杀。太子真金预政，朝廷又开始重用儒生。但新政两年，钞票贬值三倍，财政也近崩溃，“无以付世祖裕国富民之策”忽必烈又罢黜儒臣，复用回回法。
阿合马贪污腐败、搜刮太甚，儒士以义理之道反击，有为民请命之义。但儒士空谈心性者多，经世致用者少，面对严峻经济形势，拿不切实可行的办法，使得儒道不能长久实行。
此外，在统治者面前，儒生高谈阔论，讲循天理灭人欲，远不及喇嘛们的藏密有吸引力，元昭宗说：“李先生教我儒书好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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