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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民立命唐宋以来的儒家学人向佛教道教的本体论、心性论发起挑战，以求夺回引导大众之“命”的主动权。张载用“命”探究天人关系，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德性社会，由此形成了“立命”的思想。“立命”的实质便是规范与论证大众所受之使命。所谓“立命”，也就是立义理之命，即为大众确立人生价值的方向，故“立命”也可以称之为“立道”。张载通过以“理”释“命”与“命”（理）出于“太虚”，论证并强调了人所受的命中包含着义理的合法性与重要性。他认为，立命必须与仁义相结合，仁义是所立之命的具体内容， 即“义命合一存乎理”。在他看来，“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无不在也”。张载通过建构“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的世界，“合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归结于仁”，将仁贯穿于天地万物之中。“为生民立命”也就是要以仁为核心，将儒家的道德伦理等树立为社会大众的精神标杆，引导全体民众前行。张载渴望将仁义等儒家道德增入命论之中，并以此确立生民之命。但在如何“立”的问题上，张载又陷入了困境。张载虽然能够始终坚持在道义与时命之间做出追求道义、“求之在我”的选择，却始终无法将此在大众之中普及开来。要想赢得民众整体的共鸣与支持，使这种价值观遍及全体社会每一个人，就必须触及所有人的“共情”之处。正如休谟重视“同情”的作用，提出“不论我们可以被其他任何情感所推动……这些情感的灵魂或鼓动原则，都只是同情作用”。这种作用对个人而言是同情作用，对集体而言则是共情作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共情是亲社会行为、利他主义和道德的生物学基础”。建立共情是张载解决上述困境的主要方式，这一方式要建立一个人类的“共同体”。张载的“民胞物与”就是试图建立一个“大家庭”式的社会模式和“命运共同体”。在“亲缘利他”的基础上，人类会因为扩充自己的善良，因为做好事，因为正直光明而感到内心欢愉。由此，张载论证了天命之中含有仁义道德的伦理色彩的合理性，解释了人类在命运与道义的两难抉择下仍旧追求道义的原因。张载谈“命”，其核心目的在于为生民立命。他所立的“命”实质上是“义理之命”，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大众为人处世的准则。这是他以“太虚”构建本体论，以“理”释“命”，丰富命论内涵的逻辑结果。尽管他的立命思想建基在使命之命的含义上，但是他的目的却在于从立人类必然之使命出发，最终统摄人生之偶然与不确定的命运。最终，立命也在于以义理来引导命运。此外，他实行井田、恢复古礼、筹议边防等作为，都是积极为生民立命的实际表现。在面对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张载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勇敢站出来承担起社会责任，期望通过立命构建理想的德性社会。张载“命”（理）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儒家传统的命论。张载构建了“太虚命（理）”模式，论证了“命”中之“理”的来源与合理性，改变了“天——人——天”的模式，为儒家本体论的建构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虽然没有明确“体贴”出“天理”二字，也没有直接提出将“天理”作为本体，但是他提出的“太虚”本体，直接影响了二程（程颢和程颐）。二程在张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了“天理”的本体，完成了儒家本体由“天命”到“天理”的最终转变。在宋代新儒家转型的过程中，张载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谢阳举，黄熙），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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