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唐代女性真的比宋代女性更潇洒吗

文/唐山“钱四娘者,自长乐邑来,捐金九掇,大如斗,于溪上流将军岩前堰溪为陂。”这是《莆田水利志》中的一段记载,讲述了莆田县重大水利工程木兰陂的源起,其中疑问颇多:首先,钱四娘未婚,她的钱从何而来?其二,钱四娘是长乐县人,为什么要帮莆田修水利?其三,作为女性,钱四娘竟然成为工程的领导,在理学发展、男尊女卑的宋朝,这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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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后的钱妃庙。莆田缺乏灌溉用水,木兰陂至关重要。但结局有些悲惨:就在即将竣工时,它毁于洪水,钱四娘投水而死。在后代持续努力下,木兰陂终于建成,当地人并未忘记钱四娘,将她的塑像安置在庙宇中,与其他男性公益者塑像共享烟火。钱四娘的个案,突破了我们对宋朝的刻板印象。在这个缠足开始流行的朝代中,男尊女卑也许并未极端化——钱四娘很可能从亡父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宋代以后,女儿的继承权则大打折扣);在当时,许多女性参与公益,并得到理学大师们的认同;在公益中,女性可以充当主事者,不必纠结于“女主内,男主外”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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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风俗画中所呈现出的女性生活状况。宋代理学有理想、激进的一面,也有充满温情与人文关怀的一面,只是在之后的历史书写中,后者往往被遮蔽,而女性史研究恰好能呈现出历史的更多侧面。逝去的一切都与当下相关,都与我们相关。今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跨越门闾》一书,它通过对宋代福建女性日常生活的钩沉,让读者看到一段更鲜活、更丰满、更有带入感的历史,展现出女性史研究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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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特专访了《跨越门闾》的作者许曼。国外学者希望与中国学者对话问:在国内,女性史研究非常冷僻,您当年为何选择了这一研究方向?许曼:非常偶然。1998年,我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大三,正赶上邓小南老师开唐宋妇女史课,这是大陆高校第一次开设中国古代女性史研究方面的课程。刚开始,我对女性史研究没什么概念,邓小南老师介绍了一些专著,都是英文的。当时很奇怪,研究唐宋妇女,为什么要看欧美学者的书?其中很多书,学校图书馆里也没有,邓老师就把她从美国带回的专著借给我们看。那时只能一边读一边翻字典,总算啃下来了。感觉豁然开朗,原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许多过去感到困惑的问题就找到了答案。保研时,邓老师有两个研究生方向,一个是政治制度史,另一个是女性史。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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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阎立本的名画《步辇图》中,给唐太宗李世民抬辇的均为女性。2001年,北大办了一次唐宋妇女史国际研讨会,这是一个里程碑,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外国学者基本全来了。作为会议秘书,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些著名学者都会应邀而来。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她们当时研究中国古代女性史感到很孤独,希望能与中国学者对话。而当时国内女性史研究刚起步,很难对西方学术前沿做出回应。上研究生时,我本没有出国的打算。邓小南老师鼓励我说,做女性史研究,目前最好的学术训练在国外,你要想做好,那就得出国。没有女性史,就只能看到一半历史问:女性史研究的意义何在?许曼:女性史研究兴起于上世纪后半期,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学者们意识到,以往历史记载中,她们基本上是失声和缺席的状态。女性数量大致占人类总数的一半,这意味着,以往历史研究呈现的只是一半的历史,这幅残缺的画面需要用女性史研究来补充。把女性放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寻找她们的声音,还原她们的生活状态,这些并非易事。最大的挑战还是相关史料太少。与传统研究领域相比,女性史没有长期而深厚的史学积淀,研究者相对较少,成果也少一些,这是先天不足。但因为缺乏传统,束缚也少,可以大胆的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以往的一些历史研究,比如制度史,可以将人抽离出去进行研究。女性史则不同,它从诞生开始就是以人为本的研究。它以女性为中心,发散出庞大的关系网,关注女性与女性,与男性、与社会组织、与国家政府等之间的互动。我到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读博士,那里历史、文学不分家,我上了很多文学方面的课,此外还学了艺术史、考古学等,这些都能运用到女性史研究中去,不同学科的概念,术语,和思想方法,都对我有启发,跨学科训练很重要。问:考古学与女性史研究能有多大关系?许曼:女性史研究离不开对物的关注,物是女性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在书中,我重点关注两种物:一是女性制造的物,比如刺绣、服装、绘画、抄写的经文、食物等,一是制造女性的物,比如房子、家具、交通工具等。还有的物既是前者,也是后者,比如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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