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览》的书目做得很优秀,标致而且独特,比诸子百家的功夫都要细致也别致些。但内容却相对空泛,比不得其他诸子经典,其单篇的结构近乎程式化,一般都是一小段理论然后加几个历史事典,所讲的理论并不具体化,也不能十分贴切地针对现实情况,更要命的是,《吕览》没有形成足以与其他种种学说相并立的学术体系,它只是些零碎的见解和些历史故事的杂糅,很像是现在的图书出版界的流行做书方法。没有本末次序严明的思辨体系,没有足够的深度,最要命的是它没有统一思想的根,只是一些格局布置较好的插花。它的历史研究价值远重于它的学术价值和治国实际中的应用价值。《吕览》不能和同时代的《韩非子》相比,组然吕不书善于做广告,字千金”的经典广告案例就像当年商鞅立木一样精彩。《吕览》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占了一席之地,但却始终不能自立于一方。形不成自己的学派,虽然有外在的因素,但内因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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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的政治思考恰可弥补当时秦帝国的诸多缺失。从《吕览》的文章看来,吕不韦是极其重视民生和农时的,并且推崇仁政,如果吕不书继续当政,或者他的继承者继续当政,或者秦国的治国方略一直按吕不书的思路走下去。则始皇帝征发那么多劳役经年累月的修建阿房宫和长城的举动就有可能得到有效的遏制。秦国就不会在始皇帝的盛大功业欲望之下走得太远,从而使“天下苦秦”,纷纷揭竿而起反叛秦帝国。虽然韩非没有正式成为秦王政的臣子,但是韩非的著作传入秦国,其法治思想和帝王谋略权木对始皇帝的影响非常深,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韩非是帝王之师,可以算是始皇帝最重要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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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出身贵族,不论是否如学者所论的他是一个失势的贵族,但他出身于韩国,受韩之国恩是肯定的。韩非受学于荀子,在荀子的影响下,他认识到天下大势在于秦国。韩非在入秦之前,是全力为韩国着想的,史书所载他见韩国不断被削弱,于是数度上书韩王,以求韩国能在绝地求生,并渐期图谋韩国的强大,但韩王不能用他的谋划。韩非的爱国之心受到严重打击,使得他静下心来考察并思考韩国的问题,主要是不肯寻求贤能的人予以重任,而浮淫之徒的位置却在实干派之上,致使廉直的人不被容纳,于是做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近十万言的学术著作。形势发展对韩国愈来愈不利,秦王政十四年,秦将桓崎攻伐了赵国的宜安、平阳、武城,韩国失去了屏障,开始直接面对秦国的军事力量而在传说中,秦王见到了韩非的著作后极为佩服,希望见到作者,于是李斯说:“此韩非所著书也。”秦王政为了得到韩非令秦军攻韩,但这毕竟只是传说而已。攻韩之计早在秦王政十年就定了下来,那时韩国的形势就已十分危急,李斯出使韩国而韩王不肯见面,韩王没有采取韩非的正确意见,导致现在直接应对大秦兵锋的极被动局势出现,韩王没有与秦为敌的决心和勇气,更没有实力,于是只好纳地效玺。而在出使秦国的问题上,竟然没有人有勇气有信心在这个时候完成出使秦国并达到使秦国放弃伐韩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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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韩非承担了出使秦国的使命。秦王政听闻韩非使秦,非常高兴,派特使专门接见韩非,而韩非此行的任务,是劝说秦王先图赵而后图韩,以求韩国能得到喘息之机于是韩非上书秦王,这就是《韩非子》的第二篇《存韩》,韩非极力说明攻韩之不利和伐赵之利,并以秦韩联合的历史为证明。韩非举出的先攻赵而后攻韩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逻辑性很强,也很讲究策略,摆明了利害关系。韩非在建议中,以他一味的刚强果断作风,非常绝对地陈述自己的策略之正确今秦地方数千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从之计。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殉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韩非的策略与李斯尉缭等的策略一样高明,但他这种视秦国大臣如无物的态度激起了伐韩派的强烈不满。而且韩非的出使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希望延缓韩国的灭亡进程,这就给李斯提供了可供攻击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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