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悦东宋徽宗王安石7月28日，在单向空间举行的《汴京之围》的新书发布会上，主持人吕鹏与《汴京之围》的作者郭建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游彪、评论家解玺璋一起探讨了北宋的亡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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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之围》，作者：郭建龙，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年：2019年7月王安石变法导致了靖康之难？游彪认为，王安石变法不是北宋灭亡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王安石却成了靖康之难的替罪羊。这是因为在古代，史学和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史学本来应该是客观的陈述，但是实际上，由于受到政治的影响，史书会一再修改。这就会在史书上出现对某个人的“抹黑”和“洗白”。宋神宗朝的实录一共修改了五次。宋神宗在去世之后，高太后因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便组织朝廷的史官，重修神宗实录，“抹黑”王安石。紧接着宋钦宗亲政，因他反对高太后，又重修了宋神宗实录，在史书上恢复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光辉形象。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成了靖康之难的替罪羊呢？游彪认为，宋高宗实际上是靖康之难的“漏网之鱼”，他逃到南边去。他总要找一个替罪羊，“因为他不敢说江山是赵家人弄丢的，只能说是外姓人弄丢的。所以王安石成了替罪羊，承担了北宋灭亡大部分的责任。”游彪说。但是，游彪认为，王安石“开启了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王安石的税收政策特别像现在的资本主义，王安石变法将税务点承包给了商人，出价高者得之。他还将国家的矿山都以投标的方式承包出去。对于普通人来说，财产越多，收税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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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龙则认为，王安石变法后的包税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到元朝，这种包税制被政府大规模使用。郭建龙说，“我把山东省的税收打包卖给你，谁出价高谁拿走。这个人可以用一切武力手段，从山东省榨取税收，交100万就可以榨取300万。这种方式导致元朝的税收一直是不合理的，同时也征收不上来，或者达不到征税的目的。所以，元朝只存在了不到百年与此也有关系，因为它的税收体系太不健康了。”郭建龙认为，宋神宗所推行的改革，是国家资本主义改革。因为他推行的是政府垄断的资本主义。比如，国家把茶、盐控制在国家手里，然后再把这些东西证券化，创造了盐钞。此外，国家还发行纸币。虽然在税收上，富人交得多，穷人交得少，但是，因为纸币发多了，造成通货膨胀，政府要用铸币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而铸币税在所有人面前是平等的，且铸币税比正常税要好收，这破坏了财产越多交税越多的原则。这对于宋代的经济有着破坏性的影响。郭建龙说，“即使历史上没有王安石这个人，在宋神宗时代，一定会出来另外一个改革家进行改革，只是他的名字不叫‘王安石’。为什么呢？因为社会到了这个时候了。”而宋神宗时代的破坏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加强，严重破坏了民间经济。另一方面，在宋神宗时代，党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王安石要变法，必须拉上自己的人，把政治对手压下去。党争慢慢形成了两个派别——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军事上，改革派大部分变成了主战派，保守派大部分变成了主和派。而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更迭，对靖康时期的政策影响非常大。在战争没开打的时候，主战派上台，在吃败仗的时候，皇帝又把主和派换上来。当谈和的时候，皇帝觉得做不到很多屈辱的条件，又把主战派弄上来，这其实也引起了北宋政治上的悲剧。为何会在宋徽宗时代的盛世亡国？游彪认为，北方的游牧民族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的一个心病。历朝历代的朝廷都想利用天险来阻隔游牧民族南下。在宋朝立国的时候，恰恰处于唐末五代混乱时期的延续过程中。在五代时，石敬瑭为了争夺皇位，把燕云十六州这一道天然的地理屏障割让给了辽国。这使得宋朝的首都汴京门户洞开，一马平川，宋朝失去了可以阻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屏障。尽管宋朝和辽国签订了和平条约，但是事实上辽国随时可以威胁到汴京的安全。辽国的骑兵差不多用一天半时间就可以杀到汴京，这种威胁始终存在。宋徽宗也想解决开国以来想解决但未能解决的问题，于是就跟女真人结成了“海上之盟”。这个决策是不是唯一的选择，可以再做研究，但是游彪认为，宋徽宗并没有考虑清楚他的初衷，参加“海上之盟”的人也不是他的心腹，这最终落下了一个不可收拾的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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