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说是生活在太平盛世，起码出门不用担心恐怖袭击。但国门之外并非都如此，局部战争、暴恐袭击乃至种族屠戮仍在发生。放在历史与世界这个大的时空尺度中，亡国灭族无世无之，只有在残酷竞争中能够存续的民族，才在历史，才可以侈谈文化。
换句话说，所有历史都是向杀而生的历史，都必须在刀光闪闪中开出阳光灿烂的生天。所以研究历史毋须讳杀忌暴，从中扪摸出生杀倚仗之机、生生不息之道，才是这种工作的意义与幸福感所在。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历劫弥繁不断延续的历史，今天安定有序的生活，有无数曾经从我们祖先的脖子上移走的头颅参与缔造与维持。“为有牺牲多斗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那是一幅多么苍凉而厚重的“遍地英雄下夕烟”图卷。即使在今天看来非常野蛮的商周人头祭祀、专制王朝极端残酷的枭悬寸磔、一次次在礼教忠孝幌子下的杀人食肉狂欢，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哪怕是最低程度的维护统治秩序与国族稳定的正面意义。今天的研究，目的是更有效地省思与批判。
澎湃新闻：秦国第一个将首级计功制度化，而统计斩首数量或许起源更早（《左传》：“甲首三千，以献于公。”）。但《诗经·大雅·皇矣》中说“攸馘安安”，《左传》中也有“俘二百八十人，馘百人”，《说文解字》中解释“聝（馘）”字：“军战断耳也。”斩首与断耳，似乎作为两种军功统计方式同时并存？是否矛盾？
马陈兵：斩首与截耳，有时还包括截鼻，的确一直并存。为什么？周宣王初年的《虢季子白盘铭》可以提供一个答案。该铭记述虢季子白带兵征伐玁狁的战功，第一项是“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大概是砍头献祭的数目基本够了，后面遂以耳代首：“献馘于王。”在青铜兵器为主的周代，“首”可是要费劲“折”下来的，非为祭祀需要，大可以耳代之。耳朵轻小，易取好捎，在那个交通运输和保鲜防腐手段均非常落后的时代，割耳朵自是比拎脑袋更简易可行的办法。另外，个别的情形可能关乎习惯，如隋末唐初猛将麦铁杖、罗士信杀敌喜割鼻。
迟至春秋战国，以箭穿耳已成为常见的军刑，叫“聅”。割耳计功的办法被普遍使用，可能先于首级计功。后来——至晚到秦时商鞅变法——首级代替耳朵成为最主要的或者说法定的计功单位（标的物），斩杀敌方普通士兵，也要求以首级计功。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应该与只凭耳朵不能辨认面目，更容易发生冒替滥杀有关。不过在实际执行中，耳朵没完全退场，一直作为首级的替代品或者补充方式存在。
说起来，耳朵是个冤大头，总替头颅受过。悬头，通常的做法就是用绳子穿过首级的耳朵挂起来。多年前我在去甘肃榆林窟的路上经过西路军纪念馆，馆中陈列的照片有西路这几个主要将领被马步芳杀害后传首南京政府领赏的照片，正是穿绳于耳。
澎湃新闻：在以戈为主要兵器的古代早期战争中，斩首并不容易（无论是材料原因，还是武器形制原因）。如果想要斩首计功，似乎更需要随身携带利于割、砍的武器？
马陈兵：诚如是，有古汉语遣词造句与出土文物两方面为证。晋人打败长狄，抓获其首领侨如，“富父终甥摏其喉以戈，杀之”。摏即撞击，好费劲！秦晋崤之战中，晋襄公把秦国战俘捆绑起来，让莱驹“以戈斩囚”，被斩者大声呼叫，莱驹竟因此受惊，戈都掉地上了（《左传·文公二年》）。除了胆量，想必这活的确有难度。因为难，所以商周青铜器与文献常谓砍头为“折首”。到铁制兵器时代，这个词彻底消失。唐人传奇《无双传》中，侠士古押衙救出无双，为灭口杀王仙客之仆塞鸿，“拍刀断塞鸿头于坑中”，非常轻松。
出土文物，可举数例。
潞河铜匜线刻图的攻战场面中，右下角地上躺倒一人，像已被杀死的敌人，一个战士蹲在死者旁边，手持一把短小锐利的武器，正要“折”下他的首级，看那样子明显是件费力的活儿。潞河铜匜属于东周时期的线刻画像铜器，此器应属吴越地区流入中原。吴越地区总体上属于《吕刑》所声讨的有苗之民所在的南方，考古研究已经证实中国南方是先于中原发现、制造金属兵器，古史传说也谓蚩尤作“五兵”，为战神。吴越的战士折首尚须另用短兵器，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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