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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培养学生是“手工作坊”式的精工细作
对于自己的学生，全增嘏倾注了全部的心血。1962年，教育部正式实施研究生报考录取制度，黄颂杰和姚介厚两人成为他第一次正式招收的西方哲学研究生。从那时起，全增嘏家的起居室就是学生的课堂，他的夫人胡文淑先生对此毫无怨言，反而每次都热情招待。有次她开玩笑说：“你们这倒像是手工作坊，师傅带徒弟，精工细作啊！”全增嘏回应说：“就应该这样学才学得好嘛！”（黄颂杰，《百年复旦哲学园地的园丁》）
在西方哲学的专业学习上，全增嘏教导学生首先要读懂读透哲学家的原著，强调阅读中要开动脑筋，有自己的心得、见识，不能让书中的“金戈铁马”在脑海中奔驶一番，什么都不留下；他要求学生每个月都要交一篇读书心得或文章，并且细致地评点与批改；他常说写文章切忌空泛发议论，务必言之有物、言之有据，他说做科研要像海绵善于吸水又能放水。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专题时，他特意安排学生去华东师大徐怀启先生（娴熟希腊文、拉丁文）家登门求教。他还多次带学生去南昌路上海科学会堂，参加上海哲学学会有关西方哲学的活动。由于全增嘏曾担任过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对图书资料很熟，他常常为学生准备好学习的图书，有的是他从图书馆借的，有的是他自己收藏的，这令学生们深受感动。（姚介厚，《从学治学沐师恩》）
在全增嘏看来，专业英语能力也是学好西方哲学的必备技能。姚介厚回忆说：“记得第一次去先生家里求教，他拿出一本英文书指定其中有关古希腊哲学的段落要我们立即笔译出来，他当场审改译文。他关注我们上研究生公共英语课，期末口试时这位原外文系主任竟也突然临场听考，外文系的主考老师和我们两名学生都甚为感动又有点紧张，幸好得高分没考砸。他亲自培训我们的专业英语，方式就是指定英文原著中某部分让我们当场口译，他给予校正，一并训练了阅读理解与口译能力。我当本科生时学俄语，仅靠看英语读物维系中学英语老底子，专业英语能力是在全先生指导下培养的，这对我后来治学和参与各种国际学术交往都甚有益处。”
在治学态度上，全增嘏要求学生必须严谨、踏实，切忌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他本人便是最好的榜样。据学生们回忆，“他讲课总有准备充分的讲稿，听他的课就是记一篇完整的文章。他写论文更是精益求精，层层剖析、逻辑性强。他和夫人合译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往往为获一最佳中译词而争论不休。”哪怕翻译的书出版后，他还要反复仔细校看并修改。“文革”后期，他被安排到 “自然科学哲学翻译组”，和物理系王福山教授翻译了好几本高难度的名著，如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梅森的《科学史》等。70年代末，一次和学生谈起《科学史》，他说即便已经前前后后看了20多遍，书出版后也还是不太满意。正如黄颂杰所说，“全先生满肚子的学问，可是他不动声色，不愿意流露。他讨厌卖弄学问，炫耀自夸，也反对读书求快而不求甚解，更反对不懂装懂。这是他们那一辈许多学者共同的特点，不过在全先生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和典型。” （黄颂杰，《百年复旦哲学园地的园丁》）
“文革”中，学生们原定的毕业论文选题不得已“转向”，全增嘏的研究生教育被当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文革”结束后，全增嘏的身体每况愈下，加之夫人在“文革”中离世的心理打击，还未将他深厚的学识发挥出来，还未来得及指导新进的博士研究生，全增嘏便于1984年与世长辞。
然而，那段追随老师学习的不长的光阴，还是在黄颂杰和姚介厚身上留下了终生的烙印。正是起步于老师的启迪，姚介厚后来回归古希腊哲学，将其作为自己毕生的重点研究方向。在2005年出版的《西方哲学史：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的后记中，他动情地写道：“年迈花甲，终于完成此书写作时，心中不禁涌起缅怀导师全增嘏教授的感恩之情……先师仙逝已逾20年，此书虽非硕果，也是献给他的一瓣心香。”而对于复旦西方哲学学科这块园地，全增嘏当年播下并辛勤浇灌的种子，也早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如今，这里已然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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