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哲学观指导下，全增嘏主张当把哲学研究的范围理解得宽泛些，除了宇宙论、知识论，还应包括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法律哲学、文化哲学，因而学习哲学的同时也要适当学习一些历史、文学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知识。在黄颂杰看来，这个主张是合乎20世纪初以来现当代哲学发展趋势的，也与中国哲学的实际相符合。对于从古到今的哲学发展史，全增嘏也从不偏废哪一段。姚介厚曾将他的治学思想概括为“贯通古今，古为今用”，在他那里，西方哲学史是前后继承与变革、交叠互为影响的有机思想整体。其中，他特别强调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之根，和后来的西方哲学有割不断的源流关系，不了解古希腊哲学，对后世哲学的研究也就不易深入。据学生们回忆，他非常爱读柏拉图对话，并收藏了好几个英译本版本供学生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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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学小史 | 宇宙发展史概论》
全增嘏贯通古今，现代西方哲学是他一生追踪研究的重点领域。这也许与他在哈佛的求学经历有关——20年代初，英美哲学界掀起了一股“反唯心主义”而主张“新实在主义”的热潮，在全增嘏留学期间，“新实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哲学家怀特海也正好在哈佛大学任教职。在《西洋哲学小史》中，全增嘏就专列一章论述现代西方哲学。后来，他也一直想写一本专门介绍现代西方哲学的著作，由于抗战爆发而最终未能如愿。
1956年，复旦大学哲学系成立，时为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任的全增嘏转到哲学系，担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和逻辑学教研室主任。1961年，全增嘏以“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批判”的名义，在哲学系开设现代西方哲学课程，系统讲述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和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这在当时的高校是绝无仅有的“首创”。这门课程后来在全国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由此奠定了复旦大学西方哲学研究的基础。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黑格尔之后的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是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时代，是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激变动荡的历史时期，而哲学正是了解这段人类认识进程一面极好的镜子。但在当时，讲授现代西方哲学需要很大的学术勇气，它被公认为是帝国主义反动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是政治上的“禁区”。并且，从学术上看，要将黑格尔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加以梳理，进行评论，使之系统化为一门学科，也绝非易事。（黄颂杰，《全增嘏与西方哲学》）
但全增嘏仍然坚守着他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给学生授课的同时，全增嘏还深入钻研罗素、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及存在主义，并发表一系列颇有深度的学术论文，这些领域在当时都是学者们不太敢涉足的。这一时期，哲学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被阶级化、政治化，全增嘏的学术研究自然也难以摆脱这方面的影响，但即便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他也依然坚持从西方哲学概念术语、命题主张的实际含义进行分析批判，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哲学家建立自己的体系总是有一定的依据，总是有它自己的‘理’，自己的逻辑。要根据这些去看看它们是否充分有理、是否自圆其说，才能做到科学分析，以理服人，不能先设定几条框框，然后到哲学家的著作中寻章摘句，结果往往产生片面性，甚至曲解原意。”（全增嘏，《谈谈如何学习西方哲学》）
20世纪60年代，受当时的高教部邀请，全增嘏开始整理写作西方哲学史讲稿，原拟作为全国哲学系西方哲学史通用教材出版，在“文革”开始前已全部撰写完毕，可惜在“文革”中全部遗失。“拨乱反正”之后，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逐渐解禁。70年代末，复旦哲学系成立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全增嘏兼任该研究室首任主任，他继续致力于主编《西方哲学史》。80年代初，《西方哲学史》问世并获全国教材优秀奖，在学术界影响深远。复旦哲学系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也很快取得领先优势，全增嘏所发挥的奠基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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