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一：作为研究主任，您有怎样的职责？
詹嘉玲：应该说，职责的多少主要是看自己。我们当中仍有少数人只注重个人研究，将一生投入到书本中，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然，我们也要指导博士生，支持年轻的研究人员，有外国的访问学者前来访学，我们需要为他们提供帮助，与他们互动讨论。目前，我是一个专门研究东亚的小组成员。每个研究小组都有一个 “五年计划” ，而我们组的研究课题之一便是知识以及知识的实践，我是负责人之一。我认为，此类研究组的意义是让人们聚到一起，确定每个人做什么，了解大家共同的兴趣点，商讨如何分配工作。
比如说，我们正在利用网上数据库构建一个共享字典，以便分享我们从翻译中学到的知识。当然，正如我们所知，当我们检索十八世纪中国的某些术语时，往往在字典里找不到它在科学文本中的意思。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建立一个数据库，录入如何在特定情境中翻译词汇。也就是说，我们在构建一个更为专业化的字典。作为项目负责人，我要让大家了解数据库的意义，然后与技术人员沟通交流开发正确的接口界面。此外，我的职责当然还包括陆续发表学术论文，且每隔几年，我必须递交一份报告，陈述我的工作和发表情况，因为我的工资来自于纳税人，我得保证用得适得其所。
赵静一：您精通英语、法语、汉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日语，并且可以用英语和法语进行学术写作。您注意过在英法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时有什么有趣的现象吗？语言会改变您构建或表述想法的方式吗？
詹嘉玲：是的，语言确实会改变我构建想法的方式，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其他语言无法表达的可能性。我不认为语言改变了我的想法，但是每种语言表达事物的可能性是不同的。当你进行翻译的时候尤其明显。有时我发现，英语里有一个特定词组可以表达中文文言文的意义，而法语则没有，或者情况正相反。用两种语言写作让我意识到，翻译的问题往往是译者本人经验的问题。
所以，造成困难的是我们自己，不是语言本身。当然，时间的距离会让事情变得更困难。有时我会与一些中国同事交流，向他们请教关于文言典籍的困惑。某些时候，他们理解得更好，因为他们以前可能接触过。但很多时候，他们不见得比我更理解其意。因此，还是那句话，“过去即异国”。我认为用不同的语言会让你意识到学习永无止境，而如果你是一个研究者，那生活的意义便是如此。
（全文刊《中国科技史杂志》201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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