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我又去中国参加第二外语课程学习。那期课程恰巧与第三届中国科学史讨论会一同进行。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博士生了，且是会议上最年轻的发言人，最年长的参会者正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先生。记得我当时特别紧张，而学会享受做会议报告是后来才有的事情，但那一次真的是忐忑极了。后来，我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遇到了许多同事，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友好，充满热情且给予了我很多鼓励。在你感觉自己年轻无知的时候，能够持续不断地受到鼓励让人着实心存感激。
另外，我想提一下李迪（1927－2006）先生。李先生是一位非常友善的学者，他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创建了科学史研究所。当时，我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Minggatu, c.1692－c.1764，历史上没有留下关于明安图生卒年的明确记载），而李先生就曾经对这位数学家进行过研究。我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是翻译康熙皇帝关于科学、技术等等的笔记，李先生之前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无论我进行哪方面的研究，其实他都已经做过相关的工作。我觉得，一直能与这些著名而又友善的学者同行十分令人鼓舞，而我现在也在努力为年轻人传递这样一种精神。
文章插图
1998 年 10 月，詹嘉玲带领《龙腾》团队于北京古观象台拍摄中国科技史纪录片，巧遇李迪先生带领学生参观观象台（摄影：王淼；图片来源：郭世荣）
赵静一：我想，这些中国学者了解到外籍学者也在研究中国数学史，一定非常高兴。
詹嘉玲：是的，当时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少，所以只要有人做了与你的研究主题相关的工作，你都可以了解到并阅读他们的文章。当然了，现在这一领域已经历了飞速发展，再这样做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不过我认为这是件好事。
我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应当对世界其他地方感兴趣。能够与不了解中国的人谈论我的工作，从而让他们能够理解、欣赏或者学习到一些东西，这对我来说十分重要。事实上，我们责任重大，因为这些外行人永远不会阅读原著，所以，他们只能相信你所说的。
三、“学习历史意味着忘记那些你所知道的”
【 研究|法国汉学家詹嘉玲：“过去即异国”（上）】赵静一：针对那些不会阅读原著的学生，请问您开过关于中国数学史的通识课吗？
詹嘉玲：我曾经开设过这样的课程，但我在 CNRS 其实并不需要承担教学任务。我负责组织一个研讨会，其中有些学生学习过科学史，有些对东亚文化感兴趣，他们懂中文、日文或者韩文，当然不全是文言文。所以在与他们交流的时候，我需要注意我所讲的要与他们的研究兴趣相契合。
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原始文献的阅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责任以某种形式把这些文献呈献给学生，并让学生清晰地意识到我们阅读理解方式的局限。刚刚提到，我在做一些翻译工作。翻译的过程意味着我需要做一些决定，而那些会法语和古代汉语两种语言的读者可以选择是否同意我的观点。翻译永远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它不像解决数学问题那样有正确或者不正确之分，做翻译时，译者是具有选择权和责任感的。
赵静一：学生在学习中国数学史的过程中，是否会常常发现一些令他们惊讶的特定元素？如果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数学史对于他们而言是不是很陌生？
詹嘉玲：事实上，我认为，成为一名科学史研究者，意味着你会发现，正如某位作家所言，“过去即异国”（“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并不认为 13 世纪的中国数学对于我来说比当时的意大利数学更加陌生。我可能会说，我不是中国人，我的祖先是意大利人，但那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家谱，告诉我是从来哪里来的。我认为这并不是历史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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