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历史意味着要忘记那些你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是我从一开始就进行的训练。研究明安图的时候，我意识到他求极限的方式和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不一样。如果我直接下定论，说这是错误的，那么做研究就没有意义了。当你做这样的判断时，就说明你不想再进一步努力去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有人告诉你 “2+2=5” 时，你必须说这是错误的。但理解中国数学典籍的过程肯定不是这样的。这些典籍完全有道理，而且在解决问题方面也非常有效。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当时的数学家为何那样做，以及在他们看来，什么对他们来说是相关的、合适的。我们应该总是假设他们的做法是正确且有道理的，而我们需要做的是付出巨大的努力来理解他们为什么按照这种方式做事。这大体上就是我研究历史文献的路径。
赵静一：或许这是讨论数学普遍性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李约瑟曾提到 “普世科学”（universal science），您认为数学作为一个范畴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的”？
詹嘉玲：如果我们考虑专业数学家所做的数学，那么它就是普遍的。这些数学家属于一个特定的群体，与任何专业科学主题一样，数学在国际意义上具有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仅限于他们所属的社会上、专业上的群体。我们知道，将科学的结果告知大众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事实上，我认为普遍性不是既定的，而是构建的。通过国际合作，科学家们让科学变得具有普遍性。如果我们停止在学术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交流，那么普遍性就会受到威胁。因此我认为，人们通过相互交流和验证而实现普遍性。
四、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赵静一：可否再请您介绍一下您为国际组织所做的工作，比如您为国际科技史与科学哲学联盟（IUHPST）所做的工作？
詹嘉玲：事实上，这个组织汇集了两个特定的群体，即科技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我是科技史分部秘书长。2005 年我第一次担任这个职务，当时是刘钝教授提议我为候选人的。这一国际组织汇集了全球的科技史研究者。会员为国家制而不是个人制，每个国家接受同等待遇。科技史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主要由北美大陆主导。但是，在科技史分部，我们招募了很多新成员国家，比如，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现在南非和坦桑尼亚也已加入我们的组织。我认为在建制层面建立普遍性十分重要，而科学也可被视作一种建制。
2005 年，第 22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北京召开。我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完全融入了科技史研究的国际群体。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拥有诸多学术人才和成就；同样，中国也是一个主要出版语言为非英语的国家，所以在国际上的能见度有限，这意味着中国的加入更加意义非凡。
赵静一：请问国际科学技术史学会开展哪些合作工作？
詹嘉玲：学会在不同领域设有委员会，在举行代表大会期间运行。比如，我们有一个数学史委员会，最近也成立了一个关于科学、技术和外交方面的委员会。在科学与技术方面，还有一个关于妇女与性别的委员会。有一些委员会是根据不同文化区域设立的，比如伊斯兰地区和东亚地区，等等。代表大会因资金原因每四年召开一次，而这些委员会每年都保持着活跃状态，保证了活动的连续性。
文章插图
1996 年，詹嘉玲与刘钝（现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特聘教授）及夫人杜鹏于内蒙古
五、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工作
赵静一：您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工作，这个中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是类似于中国科学院吗？
詹嘉玲：是的，可以把它视为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的合体，“科学”一词包含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层面。CNRS 设立的是终身全职研究的职务，我于 1991 年被一些哲学家聘用，因为在传统上，科学史依赖于哲学。我可能是第一个被哲学家聘用的中国研究方面的专家。
在 CNRS，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出国工作。研究中心可以为短期旅行提供资金，但如果我想在中国待上半年，那么我必须自筹资金。除了个人研究，研究中心还对我们有所期待，即在集体层面的研究中发挥作用。提到组织研究项目，我同时在国家和欧洲层面做这样的工作，我认为建立科学研究上的联系很重要。当然了，大学教师同样做此类工作，但比起他们，我的责任更大些，因为我没有教学方面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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