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过一种论调：读三国只需手握《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就够了。诚然，《三国演义》是小说中的经典，其他同类型很难超越它，但是《三国志》作为正史却未必全然为真。学历史和考古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道理，即便一部史料写的再严禁求实，合情合理，可若为孤证，依旧不能取信，这个时候需要其他佐证，比如书籍或者出土文物。《三国志》也是一样，通过它现人得到的三国信息难能可贵，但是我们也同样需要其他史书来证明，所读为真。比如这一段：陈寿所著《三国志》里说“魏文帝曹丕的长孙，魏国第四位皇帝曹髦（前三个分别是曹丕，曹叡，曹芳），登基之后荒淫无度，并且不听劝告。皇太后规劝他，曹髦却怀恨在心，进而想要谋杀她。好在司马昭在其举兵之前斩杀了他，曹髦死时年仅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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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那段，我们很容易得出：曹氏自己作死，守不住江山，且不得人心。而司马氏则忠肝义胆，取而代之是民心所向。但其实，这样想的话就简单了。东晋有一个著名的史学家习凿齿，他一生潜心研究历史，更是以三国史为擅长。与陈寿以曹魏为正统不一样，习的著作以蜀汉为正统，成书《汉晋春秋》。在书里，习凿齿首次重现当日真相：司马昭控制大权，已经到了目中无人的地步，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曹髦手里没有实权，处处避让，虽然被百官朝拜，但显然已经是个傀儡了。十四岁登基，忍到十九岁，终于不想再忍下去，遂举兵反抗。可是曹髦的反抗，是背水一战，失败了，也就身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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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在这一版本的故事里，司马氏俨然乱臣崽子，而曹氏不愧为曹操之后，即便玉石俱焚，也让人心生敬畏。那么哪一个版本更真实呢？现代史学家偏向后者。首先，陈寿所处的时代背景就不容许其写出“司马昭大逆不道”的话，而习凿齿显然没有这层顾虑。但是，即便这样好像也不能打破“孤证不立”的规律，我们需要其他的证据。时代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出来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名叫裴松之。裴松之和他的儿子，孙子号称“史学三裴”，足以见证他们在史坛地位。裴松之的著作有一部叫《三国志集解》，专门解释陈寿版《三国志》（原版不厚，许多地方没有解释清楚，比如曹魏用了邓艾的计策屯田，增加国力，这么重要的事陈寿就用五十字给概括了，这时候就需要后世解读），并且查漏，补缺，更正。在集解里，裴松之也称“曹髦受不了司马氏的压迫和专权，想要铲除之，不过实力悬殊，殊死一搏，还是让司马昭得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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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裴松之的旁证，可以说明前面习凿齿所述为真……等等，严谨求实的史学研究还差一步，那就是：证明裴松之旁证的真实性。言外之意，旁证可信，才有资格作为旁证。这就需要看看裴松之《三国志集解》是怎么做成的。裴松之为了写这本书，收集了三国时期原始资料一百五十多种，更是注意到百家言论，和引用名家著作的原文。清代史学家，法学家沈家本说：“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纪晓岚更是补充到裴松之注解《三国志》时，史料来源和特点大概有六个方向：1.引用诸家之论，为了明辨是非（这里不是指诸子百家学说，而且指针对一件事情，有多种评价角度，有的学者说好，有的学者说坏，此为诸子。听取多放言论，自然明辨是非）2.参考多类书籍，目的为了核查出讹传和差异3.记载《三国志》里没有发生的事情，查漏补缺4.记载《三国志》里有的事情，并且详细论述（这是《三国志》一个缺点，正如前面的屯田计策）5.记载《三国志》中没有的人，好做历史人物横向类比6.记载《三国志》里有的人，并且详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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