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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和西方，都曾存在过一个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层，在中国，这就是君子；在西方，被称为绅士。这个阶层不以血统为评价标准，而完全以个人的文化涵养和道德修为作为识别特征。仔细地推敲起来，关于绅士和君子，中西方确实有一些看法上的不同之处，这体现了两种文明的内在差异。绅士（gentleman）这个词翻译得十分贴切，有钱的士。在中国语境中，所谓的“士”总有凄苦的一面，多表示寒士，比如杜甫所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寒士高风亮节，但免不了喝西北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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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不可能总是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士自得其乐不要紧，他的家人也要讨生活，即使有再强大的精神力量，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总归是需要经济支持的。绅士不然，绅士之“绅”是有经济基础的，《说文解字》说：“绅，大带也。”腰围大带子的人，非富即贵。所以绅士，就是衣食无忧的士，为什么这个词翻译的好，因为gentleman正好对应了来自gentry （土地所有者）阶层的身份，虽然是最低的一级地主，但绅士足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合理生活，而不必要求妻儿老小也跟自己一起“箪食瓢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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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绅士精神的基础，来自亚瑟王的圆桌骑士，即特权和责任的相互牵制，任何人在享有统治权和地位的同时，也必须受其约束。例如，要追求高尚的事业，为积极的目标提升自己，完善自我，鼓励个人的雄心，但是同时要避免傲慢，必须以谦逊、克制的态度钳制私欲。所谓高贵者必高尚，享有特权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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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要求人类克制自己的理论，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即使在绅士的发源地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高贵者必高尚”的要求也只是理想，实现起来难于上青天。可以说，直到维多利亚时代（1837年—1901年）前期，绅士这个词一直带有贬义，指的是作威作福的纨绔子弟，这种糜烂的风气在摄政时代（The Age of the Regency，1795—1837）到达顶峰，英国人用英文“Toff”（花花公子）来代指绅士，表达了平民对绅士的蔑视，这时候的“花花公子”式“绅士”，只是一群花天酒地，毫无男子气概，戴假发贴假痣，涂脂抹粉的有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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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由于工业革命肇始于英国，社会风气随之产生巨变，人们开始将上进和道德高尚作为人生目标，绅士被重新定义，开始强调个人的内涵比出身背景更重要。绅士风潮的出现，是一次可与文艺复兴等量齐观的精神解放。因为工业革命，社会财富分配发生变化，资产阶层上升，他们开始代替过去的地主阶层，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这群生活优渥的新贵，急需身份认同。和旧时代的贵族相比，他们的地位是一步步奋斗出来的，尝过世间的苦，也有能力追求世间的好，他们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具备卓越的个人才华和品格。这些新贵不仅仅代表了富裕的社会阶层，还包含了对精神品格的要求，因此，他们不是传统贵族，不是“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花花公子，他们是一种经过道德修炼的新贵族。这种不以出身，而以个人品格论高低的新贵族，就是近代语境中的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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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有点像中国的君子，但又不一样，他们要求自尊、自律、博学、克制，并且从外表到内心都要精致，根据著名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定义，绅士的“第一特征是体格和头脑结构的精致，以至于他既能体会最细微的感受，也能体会最细微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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