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今天，小编想要说说《水浒传》里，为什么必须是宋江成了梁山之主，而不是其他人？论武，宋江连花拳绣腿都不会，论文，虽然梁山中多是莽汉，但也不乏识文断字，甚至文采斐然之士，可偏偏让宋江成了梁山的大头领。并且带着一众人等，下梁山，出水泊，上朝廷，建功名。所说好汉们下场大多数悲惨、凄凉，但与终生占山为贼的命运相比，也算是取法其中，差强人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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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水泊梁山，最初就是一伙草寇，一个落魄秀才王伦，带着两三个没头脑的莽夫宋万、杜迁和朱贵，啸聚一伙亡命之徒，干打家劫舍、霸占山林的营生。林冲被高俅逼上梁山，竟然还需要滥杀无辜，纳投名状，才能入伙落草。这样一伙贼人，在乱世中，要的是持强凌弱，豪取抢夺，饱暖偷生。因为人多势众，霸占了水泊梁山，甚至连石碣村的阮氏兄弟，都不敢到水泊来打鱼了。后来晁盖、吴用等人，劫取生辰纲案发，七人上了梁山。林冲火拼王伦，推举晁盖为梁山之主。再后来，宋江连续犯案，也只好上了梁山。在宋江没有上梁山之前，晁盖等人的理想，依然是占山为王，兄弟相聚，大块秤金银，大碗吃酒肉。如果说比王伦要强点的话，“打家劫舍”升级成了“杀富济贫”。一个组织要想获得长久，需要有点文化。作为文化人的王伦，却提出最没有文化的生存目标，结果要么是组织涣散，要么就朝不保夕。当梁山贼人达到数百人的时候，王伦血溅断金亭只是一个时间早晚问题。因为这说贼人，在王伦的带领下，确认文化凝聚力，自然就没有向心力，也就形成不了组织生存的竞争力。其结局，要么政府强大后，被官军绞杀，要么来一伙实力更强的贼人，被黑吃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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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素有江湖威名的晁盖成了梁山大头领之后，梁山作为土匪窝的性质没有丝毫的改变，但在组织文化上，比王伦时期，多了些凝聚力，这个凝聚力源自江湖兄弟情分，以及英雄好汉的急公好义。可还是没有脱离“大块秤金银，大碗吃酒肉”生存目标的范畴。在这样的纲领之下，梁山最后结局同样逃脱不了的王伦的命运。提出这样的目标，说明武人晁盖比文人王伦在领导才略上，不分伯仲，都是土匪头的水平线上。但是宋江上了梁山之后，整个梁山的组织文化却在发生质的变化，因为宋江提出的纲领是“替天行道”。宋江为梁山贼寇提出“替天行道”的文化纲领，是因为整个梁山土匪队伍与王伦时期有了不同。在梁山108名好汉大聚义时，这伙子土匪的人员结构中，不仅仅有亡命之徒，还有卢俊义、徐宁、柴进、林冲等来自当时社会上层或地主豪强、或落魄显贵、或犯事公差等，具备了文化和个人人生价值追求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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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是这伙贼人之中“文化人群体”的代表。“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人生价值观，这是文化对人的终极影响的最好体现。所以，宋江提出了“替天行道”这一能引起这群文化人价值共鸣的组织纲领。竖起“替天行道”大旗，梁山贼寇的团伙性质就要发生质的变化，从正常社会必须要切除的“毒瘤”，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变革力量。如同中国数千年来，王朝兴替，乱治转换的力量一样。因为“天”和“道”的指向远远超越了个人生存的范畴，是一种伟大理想，能激发强大的文化能量。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农民起义，其中最终的失败，都不是因为军事力量的薄弱，而是因为没有文化的支撑。“武装力量”是中性的，土匪、官兵，刀把子，枪杆子，其正邪善恶，关键要看受什么思想来统御。正如解放战争时期，在战场上厮杀的都是农民子弟，而排兵布阵的是两个组织政党。宋江的梁山团伙，没有像李逵说的“杀到东京，砍了那鸟皇帝，换成大哥当”，而是被招安，成了朝廷剿匪的马前卒，但宋江成为梁山之主，依然是文化驱动组织，文化驱动社会变革力量的一个历史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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