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4日，张涌泉应邀回故乡参加义乌市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联谊会成立大会，当选理事。聚谈间，他提出，想为家乡编纂《义乌文史读本》。义乌市委书记林毅当时是市长，对这一设想很感兴趣，当场就拍板表示支持。
“编纂《义乌文史读本》，就是为了做好义乌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编者从浩瀚博大的义乌历代典籍中精选一百多篇作品，分类编排，普及版、拓展版设置“历史回望”“山川风流”“文史名篇”“规约家训”四大板块。其中，“文史名篇”为重点，包括作者简介、选文、注释、导读、延伸阅读，并辅以必要的图片。
但是，像黄溍、朱震亨、王袆、朱一新、陈望道、冯雪峰、吴晗、王西彦等大家，遗存作品的字数都多达数百万甚至近千万之巨，要从中把那些最经典的诗文遴选出来，可谓披沙拣金，确非易事。而采访人员在书里看到，每位名家的篇目数量保持在三到五篇左右，像骆宾王就有五篇。
张涌泉说，编委们第一时间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基本篇目，从而为入选篇目的最终确定奠定了基础。
“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义乌历史上的一些最经典、最有价值的文字，都已收录于本书。”张涌泉说。
但问题又来了。
传承至今的历史文献，往往有不同的版本；版本不同，内容往往也有出入，从而会影响选本的水平和质量。所以确定了选目，还需要进一步决定据以录文的底本及必要的参校本。
【 浙江大学|如何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去《义乌文史读本》中找答案】这就涉及到定什么本子的问题。
张涌泉说，本书尽量选用那些时代较早或者经过作者本人或传刻者精心校勘的文本，并在每篇录文之后标注说明。比如骆宾王的选文，以极为罕见的宋蜀刻本《骆宾王文集》十卷本为底本。
选定了底本，接下来的重要工作是录文。
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要保证文献录文的准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需要校录者扎实的学术根底，更需要严谨细致。
有时为了一个字词的准确性，撰稿人就要查对很多文献。
比如，清张若霈《重建东江桥记》，原文记建桥“工手指数千”“椽柱瓦埴之属千”。
这句话里的“指”和“瓦埴”，很是眼生，有没有错？
初稿把“指”录成了“值”，“埴”录成了“植”，似乎更顺。其实“指”“埴”不误，本书专门出注做了解释：
“工手指，工匠工数。工手，工匠。指，量词，用以计算人口。清魏源《圣武记》卷六：‘乃伐箐中数百丈老藤，夜往钩其栅，役数千指曳之。’”
又云：“椽柱瓦埴之属，泛指桥亭上的各种建筑材料。瓦埴，砖瓦。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八五《峨眉历代耆宿》：“西域圣僧名阿婆多尊者，来礼峨眉。而观山水环合，同于西域化城寺地形，依此而建道场。山高无瓦埴，复雨雪寒严，而冻裂不坚，故以木皮盖殿，因呼为木皮殿。”
这样一解释，原文便怡然理顺，“指”“瓦埴”显然没有错误。
那么，前贤自己修订的版本，是不是就能保证万无一失？他们依然不放心。
张涌泉说，即便是古代精校精刻的文本甚或作者自定的本子，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参考其他本子或用理校的方法加以纠正。
第四编“规约家训”中有一篇《温军门六歌》，《读本》据崇祯《义乌县志》收录，其中第五歌、第六歌底本都不完整。后来，编委们发现梁伯荫修、罗克涵纂民国《沙县志》也收了这六首歌，因而据以补足了原本脱漏的文句，并连带纠正了底本的多处文字疏误。
再如吴晗《论贪污》一文，反复权衡，《读本》选用作者生前修订出版的《投枪集》本为底本，但他们发现，此本也存在少量排版方面的疏误。
如“皇后的教令和皇帝的制敕并行，藩镇奉之加一”，“加一”不通，而早期的《历史的镜子》本作“如一”，“如一”显然是正确的；又如“看看历代复亡之原”“明太祖有惩于元代的复败”两句，其中的“复”字底本如此，而《历史的镜子》本皆作“覆”，“覆”指覆灭、灭亡，作“覆”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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