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冯小刚“避重就轻”，却难以掩盖中国式家庭隐疾
文：宿夜花
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 ， 在上映后的十年时间内 ， 一直是电影爱好者喜欢谈论的影片 。
其中 ， 最常见的讨论无外乎是两个话题：其一 ， 徐帆丢掉不少重要影后（输给吕丽萍、娜仁花）到底是否存在表演“用力过猛”的问题；其二 ， 是对片中母女情感的叩问——“如果你是方登（片中女儿角色的名字） ， 你会选择原谅母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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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最常见的两个讨论角度 ， 其实核心都关系到一个问题——母亲李元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只有真正认清李元妮这个人物形象 ， 才能进而了解到影片群像角色之间的情感关系 。
当我带着这个问题 ， 再去观看《唐山大地震》后 ， 却仍旧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 因为 ， 电影的剧本细节和导演的处理上 ， “太过聪明”地将一些反映人物内在关键的点“模糊处理” ， 就导致了李元妮整个形象有了个大概架构 ， 却没有足够丰富的性格 。
情节的这种编排方式固然有“避重就轻”之嫌 ， 但作为一部面向大众且具备社会意义的“大电影” ， 这是无可厚非的 。 这样无疑是充分照顾到观众审美的“最大公约数” ， 兼顾不同受众的观赏习惯与价值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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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体现在——李元妮既不能算是那类传统母亲 ， 那类重男轻女、父权秩序影响根深蒂固、思维上完全无法摆脱的母亲；与此同时 ， 李元妮也并非是一个完全有性别平等观念的现代女性 。
这种既点出李元妮性格上的“保守”点 ， 又用很多“避重就轻”的模糊处理方式来使她的行为合理化 。 如此一来 ， 就导致了母亲的行为“并无问题” ， 多年的情感隔阂成了“女儿”的任性与矫情 ， 32年的“和解过程”就略显失衡 。
但瑕不掩瑜 ， 《唐山大地震》除却本身的记录社会、历史价值外 ， 对展现中国式家庭被掩盖的“隐疾”方面 ， 是很有意义的 。 因为 ， 母女间的悲剧背后 ， 反映的是传统伦理思维观念下带来的伤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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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李元妮为什么选择救弟弟方达？
对于这个核心问题 ， 电影的处理是非常“取巧”的 。
首先 ， 两个孩子的情况是 ， 弟弟方达可以叫出声 ， 姐姐方登一时发不出声只能敲石头 ， 似乎常理认为“喊得出声的”救活几率大 。 （如若两个孩子同时呼救 ， 母亲选谁呢？编剧足够“仁慈”没有让母亲面对这一层选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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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涉及到了女儿、儿子“孰轻孰重”毫不留空间的犀利质问时？影片还是在细节上“过分聪明” 。
弟弟冰棍被抢时 ， 第一时间是找姐姐来出头平事；
姐姐负责装电风扇 ， 弟弟抢着吹 ， 姐姐嚷着妈妈 ， 妈妈说“我们一块吹”；
弟弟要吃西红柿时 ， 姐姐也要吃 。 只剩一个了 ， 妈妈代替姐姐做了选择“让给弟弟吃” 。 姐姐不悦 ， 妈妈承诺明天买给她 。 （事实上 ， 在那天下午姐弟拿回电风扇回家时 ， 方达已经拿走了两个西红柿中的一个 。 ）
通过这几个细节 ， 可以看得出母亲是尽量在双胞胎姐弟方登、方达间追求做到“一碗水端平”的 。 而同龄姐弟 ， 女孩要早点成熟 ， 导致全家“宠溺弟弟”、弟弟的行为“以自我为中心” ， 但这也并非说明李元妮是“重男轻女”观念特别重的家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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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母亲李元妮在对孩子教育权的态度上 ， 可以看得出是明显受男权秩序影响非常深的女性 ， 她的思维深处摆脱不了男性主导的宗法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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