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我有时间写长篇，写《默然记》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是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像上班打卡一样地码字。每天早起，收拾一下就开始写作，过得很有规律，故事一写完就觉得自己失业了。严格来讲，《默然记》的十一万字并不算特别长，也已经是我写过的最长的故事之一。到今年，因为疫情，家里的琐事很多，我的时间都比较碎，今年短篇就写的多。短篇小说更近于诗，对瞬间的灵感和氛围需要求高，比起长篇小说对结构的要求，短篇小说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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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您的生活状态和写作内容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L：写作缘于内心的感受和经验，这些经验吸收并且消化过后，选择一种方式去表达，可能是梦幻的，也可能是现实的，不怎么受具体的生活状态影响。
在带小孩的那段时间，生活变得很有规律，要跟着婴儿的规律走，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睡，他睡着以后的时间才是我自己的，是一种很稳定的生活状态。那个时候，差不多一有空就写，是写的比较多的一段时间。目前，也还是有很多想写的还没写完。
N：这两年女性议题的讨论度很高，也会有文学评论会把您称为女性作家，您自己怎么看女性作家这样的身份和标签？
L：女性文学是一个有热度的标签， 不光是小说，这两年很多影视作品和综艺都在往这方面靠拢，从整个社会的讨论热度上看，性别的问题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比如《新婚之夜》这本书，很多读者觉得它没有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缺少一个光明的出口，感觉很压抑。我觉得，要解决问题，首先得发现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什么，然后再去找答案。很多时候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女性的敌人在哪里？是男人吗？是别的女人吗？是妈妈或者婆婆吗？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很多女性问题其实是人类共通的问题，只是性别的差异将这些问题放大了，因此凸显出来。
在出版这本书之前，编辑和我说，打算把这本书定位在女性文学的标签上，我当时有点意外，因为没有男性文学这样的说法，女性的就是特别的，男性的就是自然的，天然的，不用专门指出来。《新婚之夜》里的故事，因为写的还是当代都市女性的一些困惑，很自然地同当代女性叙事联系起来，我觉得这更像一个市场的标签，从创作这边看，这个提法其实很模糊，反映到批评视角上，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定义，是女性写的小说就叫女性小说，或者主角是女性就是女性小说，还是说只要能反映一种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小说。我觉得都无所谓，重要的不是性别，而是能在其中发现一些共鸣共通的东西。我写作的最初动机其实不是为女性发声，而是想要看看小说能够到达多深的地方。
N：文学评论这样做是不是也能理解成它在挑战男性的匿名性，暗示说男性作家描述的真实也可能是不准确的？
L：会有。确实有很多男性凝视下的放荡的、清纯的或者妖艳的女性形象标签。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那些女性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女性自己会用这种男性视角来标签化自己吗？这方面的讨论其实还是太少了，很多人觉得这两年女性主义的讨论很“泛滥”，但真正的问题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很多问题要讨论很久才能知道出路在哪里。这是一个很长远的话题，现在就经常聚焦在在一些男婚女嫁的家庭问题上面，但是问题远远不止于此，或者说，性别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两性关系，而是出在整个社会的结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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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希望沟壑》剧照
N：您自己的女性意识觉醒是在什么时候？
L：我是很晚才意识到，“重男轻女”的观念其实就发生在身边。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孩子，我从小在奶奶家长大，叔叔家生的也全是妹妹，因为家里没有男孩子，不知道重男轻女的家庭是什么情况。
我奶奶去世很久后，我姑姑有一次和我聊天，说你奶奶还重男轻女。我说没有，我奶奶对我和我妹妹都很好。我姑姑就说了一些她自己成长中的委屈，她和我爸爸，我叔叔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对比。而我作为孙女，我感受到的只有宠爱，想不到我奶奶还有这些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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