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子|红砖美术馆《2020+》大展:借助艺术家的敏感,逼近黑天鹅事件的真相

今年,牛津词典首次决定不去挑选一个“年度词汇”,将2020描述为“无法用一个词来精准概括的一年。”新冠疫情所触发地大质量断裂性变革,讽刺而无差别地入侵了人造社会,将人类的脆弱前所未有地暴露在外界危险中。红砖美术馆此次2020+系列展览,正是借助艺术家天然的敏感性,去逼近黑天鹅事件的真相。
 套子|红砖美术馆《2020+》大展:借助艺术家的敏感,逼近黑天鹅事件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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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砖美术馆2020+展览海报)
人类的寿命乘着现代医疗科技的顺风车一路高歌猛进,死亡被大部分人视为同呼吸一样重要却时常被忽视的事实,直到新冠病毒用尖锐的棱角击碎了玻璃温室,人们才如梦初醒般被迫直面摇摇欲坠的生命。陶辉的作品《你好尽头》正是用电话点醒了这种对“终了”的漠然,艺术家用摄影机记录了死亡侵入前等待的空白时分。
活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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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辉《你好尽头》展厅)
作品中的9个影像都包含一个共同元素,即“终了”的证物:电话。电话一方面是交谈者双方的媒介,另一方面也为荧幕前的观众提供交互体验。此中的巧妙之处在于,接收者得知了一些信息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错过另一些东西,而这部分缺失需要以想象填补。正如艺术家所说:“每个故事就是属于观众自己的,我只是提供了一些素材,让他们再创作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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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中《我会死的》)
艺术家所预留出的自我创作空间,将作品的意义从展台延伸到了观众自身的经验世界,这些日常化的场景中甚至没有所谓“终了”的末日感,反而呈现出“你好”似的欢迎姿态。《你好尽头》的展厅旁是杨振中的作品《我会死的》,这些不同语言的使用者沿袭了这种欢迎姿态,他们面对着镜头说出了那句普遍真理——“我会死的”。
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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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劭雄《集体记忆——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
《你好尽头》和《我会死的》以典型个体去活化受众的共同记忆,而陈劭雄则更进一步、直接以指纹点明了集体群像。《集体记忆——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是一个套中套的故事,最外层的套子是人类文明(即集体记忆)的保藏者——博物馆,里面的套子是被附近居民的指纹取代的像素点,再度以群体记忆反套了博物馆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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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秀珍《行思》)
这样的集体记忆也体现在尹秀珍的《行思》里,艺术家在银川收集了几百双鞋子,这些平日里紧贴地面、服务于行走功用的“附属物”,如今被彩色绳子悬挂起来、以其“使用后”的完整旧面目示众。一高一低的悬挂方式还原了人类的行走之姿,缠成一团的绳结则象征着此间的行走之问——由此行思。
视角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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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砯《羊祸》)
《羊祸》是充满挑逗和欺骗性的作品,观众进入展厅、被羊群淹没的瞬间即构成了一个“不可能的”食物链——羊吃人、牛吃羊、人又吃……牛?其间的诡辩在于,如此毫无逻辑的捕食关系却真实地发生过:人们将磨碎的羊肉喂给了食草的牛,吃下“速效生长”牛肉的人们则染上了疯牛病。打破了传统食物链的自然“征服者”,最终也被自然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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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天苗《缠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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