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补充道，1980年代的文学是被及时命名的，历史的方向是清晰的，内在的文学逻辑是启蒙。但1990年代的文学一直以来只有一个命名——文学的碎片化。
“李洱和我谈起过这个问题，认为文学界需要对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进行重新命名、阐释和评价。即使了到新世纪，文学的内在逻辑依旧是1990年代以来的逻辑，没有改变。”
如何判断“我们是一代人”？
其实，以出生年代为标准划分作家——“60后”“70后”“80后”……这话题已经谈了好多年了。亦有人认为作家根本不需要代际划分，只要有“好作家”与“不好的作家”，或者“活着的作家”与“去世的作家”。
“但我个人认为，中国还是存在代际的问题。”艾伟说，“一方面，因为中国变化太过迅捷，每一代人的生命经验各不相同，由此产生代际。另外一方面，我们根本的历史意志没有改变，我们依旧还是同一代人。”
在他看来，“60后”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他们有一个完整的中国经验。“我们经历了两个时代，一个我叫它‘革命的年代’，一个我叫它‘经济的年代’。这两个年代表面上看来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是禁欲的，一个是纵欲的；一个严肃的，一个戏谑的；一个有所谓的‘信仰’，一个则精神世界完全破败。这两个年代看上去如此不同，但它们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只是互为倒影而已。所以从更大的历史去看，‘60后’‘70后’或‘80后’也好，我们在同一历史意志之中，是同一代人。”
在石一枫看来，比起出生年份，用历史大事件来划分代际或许更为有效：改革开放前后可以说是两个代际，南巡讲话前后可以说是两个代际，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也可以是两个代际，甚至于对整个世界而言，新冠肺炎发生前后都是两个代际。
而路内认为，作家认为的一代人和普罗大众认为的一代人其实是有偏差的，这里有地域政治、精英分子视角等种种因素。技术也同样影响了代际感受，比如出生于1973年的他和一批“80后”作家几乎同时开始使用电脑和互联网，因此也有共同语言。
此外，他能从一些摇滚歌手和电视编剧身上清晰地辨识出“我们是一代人”，这份感觉在一些同龄写作者那里反而是没有的。“所以在泛文化层面上，我们前面说到的同一代人就已经有了‘我者’和‘他者’。”
对作家而言，“经典化”为什么是一个伪命题？
谈及“文学经典化”，在场许多作家都认为它对写作者而言是一个虚无的概念。路内直言“文学经典化”在今天极其难谈：“什么是文学经典化的标准？是获得了文学奖，还是年销一百万册，还是成为‘作家中的作家’？这三个标准没法被一起讨论，它们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如果要有界定，也应该是由评论家来做。”
阿乙也说，写作者往往不确定自己的作品会驶向何方。一部作品从诞生到发表，其实是由文学杂志、评论家、出版社完成它最后的塑形。有的写作者年轻有为，一开始有一二佳作，但缺了有耐心的编辑和评论家的持续关注，不久后也“销声匿迹”。
“我相信每一代都会出现经典作品与作家。但我想，能不能成为经典，这不只是人力的问题，还有天命。你能达到哪一步，这是天命。”孙频说。
付秀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典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化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需要当代读者积极参与和认真实践。“我们的读者包括评论界对当代作品的不断筛选、淘洗和逐渐确认，就是一个披沙拣金的过程，是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普通的无名的读者，都拥有为我们的作品指认和命名的权利。”
石一枫还提到一个问题——我们说的经典化究竟是文学意义上的经典，还是社会或者政治层面的经典？比如《伤痕》《班主任》是政治学上的经典，《平凡的世界》是社会学上的经典。不只中国，整个世界文学环境中也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十二条军规》《战争与和平》等作品其实是政治学上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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