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 ， 恐怕再没有一件能像传国玉玺这样跨越两千年 ， 而至今仍能令人兴趣满满的国宝了 。这是因为 ， 它实在是太特殊、太重要了 。
在中国古代 ， 只有皇帝、皇后、皇太后所用的印章才能称之为“玺” ， 而大臣们用的印章只能叫做“印” 。一旦逾制 ， 动辄有杀头的危险 。可以说 ， “玺”这一个汉字本身就携带着某种权力色彩 。
而这层权力色彩 ， 在“传国玉玺”身上就变得更加浓烈了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 笼罩在传国玉玺身上的争夺杀戮 ， 以及它去向的谜团也变得越来越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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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传国玉玺为秦始皇嬴政 ， 利用赵国所传的至宝和氏璧所刻的玉玺 ， 正面还刻有丞相李斯撰写的“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八个大字 。
但事实上 ， 这一则信息里至少有两点是存有争议的 ， 首先是传国玉玺由和氏璧制造之说 。
虽然这一说法在如今广为流传 ， 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传国玉玺最初的记载文献《史记》 ， 就会发现在这一记载中根本没有提及所谓的“和氏璧” 。司马迁明确指明的 ， 是传国玉玺由秦国特产的蓝田玉所制 ， 这与《韩非子》等书中关于和氏璧采于楚国荆山的说法相矛盾 。
而真正创造出和氏璧制传国玉玺之说的 ， 其实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大臣崔浩 。但从秦代到南北朝 ， 还隔着东西汉、三国两晋等数个朝代 ， 这位仁兄所能获得的资料 ， 早不知是第几手的了 ， 因此他的说法很值得怀疑 。
不仅传国玉玺本身的质地和来源存疑 ， 就连它上面所写的文字 ， 历代也有着不同的记载 。
比如 ， 《吴书》的作者东汉人卫宏认为 ， 传国玉玺上面刻的文字是“受命于天 ， 既寿永昌” ， 而皇甫谧则认为是“受命于天 ， 既寿且康” 。
与两人差别最大的是《晋阳秋》 ， 它的记载时“昊天之命 ， 皇帝寿昌” ， 堪称非主流 。与它类似的是《宋书》“受天之命 ， 皇帝寿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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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后两种说法的作者在年代上距离秦朝更加久远 ， 如今基本上后两者的记载都没被史学家所认可 ， 而第一版本《吴书》作者卫宏 ， 曾经是光武帝刘秀本人的机要秘书 ， 可信度相对更高 。
值得玩味的是 ， 因为给《三国志》作注而被我们熟知的裴松之 ， 就曾经讨论了以上这几种不同版本的记载 ， 但是在给三国志作注时 ， 他却有意识地避免了站队 ， 甚至不对后面两种明显有违主流的说法进行评论 。
原因是《宋书》“受天之命 ， 皇帝寿昌”的说法 ， 本就是刘宋政权的官方说辞 ， 而刘宋也曾经号称获得了这枚传国玉玺 ， 因此身为刘宋政权的正宗官员 ， 他自然不可能主动拆台 。
这可能才是传国玉玺谜团不断的根源 ， 因为围绕着它的故事 ， 极有可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 各种说法完全出自于各方势力本身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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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始皇下令制作传国玉玺开始 ， 这枚玉玺曾经经历数十个时代的改换 ， 在战乱和烽火中 ， 统治者们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 但这些“获玺”的过程 ， 到底有哪些是真的 ， 并不容易考证 。
尤其是当玉玺因为战乱而消失在人们视野后 ， 它再次出现时究竟还是不是原主 ， 就牵涉到了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了 。
比如 ， 东汉末年 ， 董卓作乱京都 ， 诸侯群起攻之 ， 孙坚攻入洛阳后曾经寻得玉玺下落 ， 这也是玉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失而复得” 。此时由于玉玺消失并不算久 ， 通过一些细节的考察和探究 ， 人们还能确认其真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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