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原标题：新传统的形成：宋代城市社会救助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在很长时期里主要局限于官方主导的赈灾救荒和民间宗族的内部互助 ， 两者均以乡村地区为重点 ， 多属于对特定对象的临时性、应急性举措 。进入宋代 ，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 ， 城市社会救助日趋活跃 ， 不仅打破了原有的救助格局 ， 而且引发传统救助结构与模式的一系列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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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荒政模式：城市官方救助体制的建立
宋代城市社会救助是在官方的推动和主导下兴起的 ， 是宋政府面对城市转型和社会变革所作出的一种反应 。
入宋以后城市发展的空前兴盛 ， 表面上看是传统坊市制趋向解体和政治控制相对松弛的结果 ， 实质乃是各级城市日益突破原有政治和军事性质所构成的限制 ， 开始形成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文明形态和社会体系的反映 。但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社会关系的快速变化 ， 也带来激烈的社会竞争 ， 导致居民贫富分化日趋严重 ， 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 有时影响到统治秩序的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 ， 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 ， 结合城市社会的特点 ， 探索有别于传统荒政的救助体制 。
宋代城市官方救助体制是在北宋中后期逐渐建立起来的 。嘉祐二年（1057年） ， 宋仁宗下诏 ， 令天下设置广惠仓 ， 用以救助各地“在城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 。这是宋廷首次颁布面向全国的城市救助政策 ， 也是首个全国性的城市救助机构 ， 由此形成以广惠仓救助城市、常平仓救助乡村的格局 。此后 ， 宋廷又陆续颁行一系列救助政策和措施 ， 包括针对无业流浪人员的“惠养乞丐法”、针对鳏寡孤独疾病残废人员的“居养令”、针对各类穷困居民的“助葬之法”等 。及宋徽宗即位 ， 进一步加强官方救助力度 ， 推进救助活动的制度化 。他诏令各地城镇广设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救助机构 ， 明确各救助机构的职能 ， 规范其活动方式 ， 并注重特定情况下的专项救助 ， 形成了济、养、赈结合的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城市救助体系 。宋室南渡后 ， 城市官方救助的主体由中央朝廷逐渐转向地方政府 ， 各地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主地开展救助活动 ， 构建不同特色的救助体系 。
与传统荒政侧重于对灾荒民众的临时性救助不同 ， 围绕城市建立的官方救助以日常性的贫困救济和生活保障为重点 ， 其救助对象涉及各种城市“贫民”和“穷民” 。所谓“贫民” ， 包括资产微薄的坊郭下等主户和没有资产的客户等 ， 他们生活艰难 ， 而且很不稳定 ， “一日失业 ， 则一日不食” ， 极易陷入破产困境；所谓“穷民” ， 包括老幼孤寡、疾病残废、流浪乞丐等 ， 需要依靠救助才能生存 。从救助类型来看 ， 除了临时赈济 ， 更主要的是预防性救助和补偿性救助 。前者重在对各类贫穷群体的日常救济 ， 以帮助他们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后者是对诸如贫困士人、宗室、老人、寡妇等特定群体的优待抚恤 ， 以帮助他们稳定生活 。就救助方式而言 ， 则有无偿（免费发放钱米等）、有偿（平价或减价出售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收养（集中安置）、放免（减免税收和相关费用）、资助（针对特定情况的额外救助）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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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宗族视野：城市民间救助的活跃
【辽宋夏金|新传统的形成：宋代城市社会救助的特点】民间救助是宋代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是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和市民社会意识的不断增强而兴起的 。
从救助活动主体来看 ， 参与城市民间救助的涉及工商业者、官僚士人、佛道人员等众多社会群体 。其中 ， 官僚士人大多本着传统儒学所倡导的仁义思想和社会理想 ， 将参与社会救助活动视为仁义的实践与推广 。佛道人员均倡导慈善和救济思想 ， 以此作为宗教修行的一种形式 。事实上 ， 当时官方创办的各种城市救助机构 ， 有不少是交由佛道人员具体运作和管理的 。相对而言 ， 作为市民阶层主体的工商群体最值得关注 。他们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各种社会救助 ， 固然与传统施恩思想和官方政策鼓励有关 ， 但更主要的是出于社会责任和义务意识 。时人吴自牧《梦粱录》对南宋临安城富室的救济活动有具体介绍 ， 其中提到 ， 不少富室事先沿门察看穷困之家 ， 到夜里“以碎金银或钱会插于门缝 ， 以周其苦 ， 俾侵晨展开户得之 ， 如自天降” 。这种救助行为显然已超越名利层面 ， 而是基于社会责任意识的自觉举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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