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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应该超越国企

近期 ， 国内各级地方和国有企业学习和贯彻《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的热度如火如荼 。 不过 ， 在公开领域 ， 三年行动方案并没有全文公布 ， 其主要内容、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 只是在各种官方报道中透露了一些片断 ， 难以一窥全豹 。 不少市场人士称 ， 迫切希望看到三年行动方案的全文 ， 以便了解国企改革到底如何进行 ， 未来中国市场格局将如何变化 。
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曾公开表示 ，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聚焦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1）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2）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 聚焦主责主业 ， 发展实体经济 ， 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3）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4）要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 ， 加大正向激励力度；（5）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6）推动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 强化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7）推动一系列国企改革专项行动落实落地；（8）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党的建设 。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应该超越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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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企改革完成了这八项重点任务 ， 无疑将在中国构筑起强大的国有经济 ， 形成一批强大的国企 。 中央对国企改革的决心很大 ， 强调行动方案是未来三年落实国有企业改革“1+N”政策体系和顶层设计的具体施工图 ， 是可衡量、可考核、可检验、要办事的 。 这意味着 ， 在三年之后的“十四五”中期 ， 中央会找国有企业要改革结果的 。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受到重视 ， 既与当前中国面临的恶劣国际环境有关 ， 也与中央对国企的重视提高有关 。 近年来 ， 国有企业的“政治地位”不断得到提升 。 中央领导多次强调 ，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国有企业要成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
在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看来 ， 对国有企业赋予执政基础的重要地位 ， 是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 这是在两个“毫不动摇”之外 ， 对国有企业（公有制经济）地位和重要性的额外“加持” ， 也是国有企业区别于民营企业的特殊政治属性的体现 。 正如一位政府官员所言 ， “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国企在我们的政策体系内发挥着核心作用 ， 是我们党的执政根基和重要保障” 。 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 ， 立足国企可靠的“政治基础” ， 做强其“经济基础”属性 ， 使之成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更强大的“顶梁柱” 。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应该超越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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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企地位被不断提升和强调时 ， 不由得让人想起一个问题：在未来中国的市场格局中 ， 民营企业将处于什么地位？民营经济的发展前景和空间在哪里？应该承认的是 ， 中央在政策上也是肯定民营企业的 ， 最典型的就是中央文件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 可以认为 ， 这是中央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政治保证 。
在中国 ， 从讲政治的角度看 ， 不应该将民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与国有企业/公有制经济有意做区分 ， 更不应该将二者对立 ， 但在现实之中 ， 民企与国企的所有制差异却是真实存在的 。 尤其是上升到政治层面时 ， 二者的政治地位差别是十分明显的 。 这里 ， 我们无意再重复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贡献远大于国有经济（如民营经济“56789”之说） ， 要指出的是 ， 从市场经济发展和中国改革的经验来看 ，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中一些目标设定 ， 恐怕是国有企业难以完成的使命 。
相关方案提出 ， 国有企业要成为有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 这一目标强调国有企业是市场主体 ， 要发挥经济功能 ， 创造市场价值 。 然而 ， 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属性和体制特点 ， 它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力总是与所有制和体制密切相关 。 在封锁的国内环境下 ， 国企可以纵横驰骋 ， 但在全球化下的开放经济体系中 ， 国有企业有多强的国际竞争力？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 此外 ， 在国内的竞争性领域中 ， 如果真正放开了政策 ， 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也要大打折扣 。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应该超越国企】方案还提出 ， 国企要在创新引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 在我们看来 ， 国有企业能否将中央的政治决心转化为实际的创新行动 ， 这也是大有疑问的 。 在企业创新层面 ， 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 ， 真正立足于市场的成功创新 ， 基本上与国有企业无缘 。 从电视机到电脑 ， 从程控交换机到5G通讯 ， 从电子商务到无人机……真正有创新能力的市场主体 ， 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 。 中国的国企中有不少规模庞大的世界500强 ， 但没有一家具有类似华为的创新能力 。
方案还提出 ， 国企要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上发挥引领作用和主体作用 ， 国企要对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发挥带动作用和重要影响力 。 这一目标预设了国企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 ， 在不少传统的制造、能源、资源类的产业领域 ， 国企的确占有历史优势和政策优势 。 不过 ， 国企的这种主导地位并不牢固 ， 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 ， 民营企业的体制与机制会发挥作用 ， 在更多的产业链中将占有重要地位 。
比较国企改革与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差异 ， 丝毫没有否定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正面意义 。 我们想强调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应该扩大执政基础的范围 ， 民营经济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基础 。 二是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下有难以超越的体制弊端 ， 如果以注入巨大的经济资源和政策资源的代价来做强做大国企 ， 这并非最有效率的公共政策 。
最终分析结论（FinalAnalysisConclusion）：
国企和民企在中国市场应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 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长期繁荣 ， 最终还是应来自繁荣兴旺的民营经济 。 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 应该大大超越国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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