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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盗墓|戴向明：文明、国家与早期中国( 五 )


接下来的问题是 ， 良渚、陶寺和石峁这样的早期国家（笔者称之为“雏形国家”） ， 究竟是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为小型的城邦国家 ， 还是一开始就形成了广域国家？对考古学来说 ， 要确定早期国家的疆域范围和组织结构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知道良渚古城所在的遗址群是良渚文化范围内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聚落群 ， 其他良渚聚落群一般只有一到数处高等级贵族坟山 ， 尚没发现像良渚核心区那样的城址、大型宫殿建筑、大型水坝 ， 即便是贵族墓葬也没有达到像瑶山、反山那样高的规格 ， 而在良渚文化区内又存在高级玉器分配网络和高度一致的“神人兽面纹”所象征的统一信仰系统 ， 因此许多学者都判断在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很可能形成了一个以良渚为都城的统一的“广域国家” 。即便保守一点 ， 将良渚国家限定在良渚核心区及其附近的几个聚落群、或者还包括太湖以南的各聚落群 ， 也会形成一个有不同层级的“广域国家” 。另外 ， 考虑到良渚作为一个“雏形国家”出现的年代如此之早 ， 良渚文化覆盖的地域范围又很大 ， 一些聚落群之间有较大的、明显的地理间隔 ， 位于太湖东、北面的各聚落群似乎显示出一定独立的态势 ， 也许还不能排除在良渚文化范围内所形成的 ， 是一个各群（或其中的某些群）相对独立自治、同时又以良渚核心区为宗主的“邦国联盟”的可能性 。需要强调的是 ， 即便良渚是这样一个“邦国联盟” ， 但其结构上是主、次分明的 ， 是“大邦”与附属“小邦”的关系 ， 而不太可能是各邦并立、与世界其他地区早期城邦或城市国家相同的那种小型国家 。也许 ， 我们可以称良渚这样的国家为“主从式的邦国联盟” 。
晚于良渚 ， 出现在黄河中游的两个“雏形国家” ， 即陶寺和石峁 ， 也有可能是广域国家 。陶寺统辖的范围应不小于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区的临汾盆地 ， 这里可以划分出四层聚落等级 ， 陶寺为最高中心 ， 其下至少还有两处次级中心 ， 然后是三、四级聚落 ， 整个区域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 ， 看起来浑然一体 ， 很可能在整个临汾盆地内形成了统一的国家组织；至于近年我们发掘的运城盆地北部特大型聚落周家庄 ， 与陶寺是并峙还是从属关系 ， 需要进一步探究 ， 但这不影响我们对陶寺政体本身的判断 。石峁也与其相似 ， 石峁古城为最高中心 ， 据调查其周围也有几处次级大型聚落和众多小型聚落 ， 同样显示出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 ， 石峁国家所能直接统辖的应该是陕北高原上相当广大的一个范围 ， 不过具体边界目前尚难确定；此外 ， 黄河对岸与其隔河相望的山西兴县碧村、白崖沟 ， 以及更远处的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等多处大型石城 ， 它们所代表的区域集团与石峁国家究竟是并峙还是附属的关系 ， 现在也还难以遽下判断 。至于陶寺和石峁国家是否也会与它们周边的一些“小邦”形成“主从式邦国联盟” ，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可资论证 。
总之 ， 距今四、五千年前后 ， 在东亚大陆相继诞生的这些早期雏形国家 ， 不管是“主从式的邦国联盟”还是“广域国家” ， 都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那些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若干村镇的早期小型城邦国家 ， 在国家起源阶段就显示出了东方特色 ， 丰富了世界早期国家的形态和类型 。
考古盗墓|戴向明：文明、国家与早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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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早期中国
与早期国家起源题目下的研究相比 ， 近些年有关“最早中国”或“早期中国”的讨论更加热烈一些 。早期中国的含义比较宽泛 ， 但近年考古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早期中国的形成问题上；最早的中国则是特指“中国”的起源 ， 此问题包含在前者之中 。这方面的讨论争辩在学界和公众当中都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 。
首先还是要对“中国”这个概念有个基本界定 。定义当代中国当然很容易 ， 要定义历史上的中国还真有点复杂 ， 因为从疆域范围看中国是不断变化的 。这里需要强调一个前提 ， 也是预设一个立场 ， 即只有以汉民族、汉文化为主体的王朝或政权才能代表中国 。有了这个前提和立场 ， 我们就能梳理出“中国”发展演变的脉络 。自秦汉帝国统一 ， 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族群构成、主体疆域等方面奠定了中国的基础 ， 以后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和主要内容；即便有些短期的分裂和沦陷 ， 但中国文明的内核一直得以延续 ， 承载中国文化的“天下”从未失落 ， 因此世人才公认中华文明是未曾中断过的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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