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军事|贾永:我的四位新闻导师( 二 )
初创阶段的新闻系 , 教学力量相对薄弱 。郑旷以他的人脉吸引了全国新闻界的众多大家前来讲学:后来做了人民日报社长的邵华泽讲授新闻评论 , 后来当了解放军报副总编辑的夏国珞讲授新闻写作……
担任过复旦大学教务长和新闻系主任的王中教授 , 是早在战争年代就走上新闻领导岗位的国内顶尖新闻理论家 , 当时已是疾病缠身 。但郑旷想尽办法请老先生前来主持政院新闻系会同全国新闻院系举办的新闻理论研讨会暨教材统编会 。那次学校安排我负责撰写王中先生的专访 。送王老离宁的那个傍晚至今历历在目:王中先生腿脚不便 , 在复旦做过他的学生的郑旷亲自将老人背到了火车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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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旷(左三)
郑旷是那种不知疲倦又激情万丈的人 。他家那间不大的客厅 , 随时向新闻系的学子们敞开着 。每次听郑旷激昂的演说 , 总能在心中激起阵阵涟漪 。郑旷鼓励创新、倡导争论、宽容失败 。新闻系每周一次的例行评报会 , 正反双方总是争得面红耳赤 , 但争论的最终结果却又经常刊登在解放军报和中国青年报的业务刊物上 。
1994年4月29日 , 郑旷英年早逝 。噩耗传来 , 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无法相信那个火一样的生命会突然间停止燃烧 。恩师匆匆而去 , 还没有来得及度过他54岁生日 。
而在7年前的同一天 , 正是郑旷把我们85级学员送上北去的列车 , 赴京实习的日子 。
杨浪——
给我争取来赴大兴安岭火灾区采访的机会
认识杨浪的场面至今想起来还有些忍俊不禁 。
穿着军装的我走进杨浪的办公室 , 穿着大裤衩的杨浪正坐在桌子上打电话谈稿子 。进来的人喊一声“浪” , 他把话筒别在脖子上 , 边打电话边签稿 , 然后用手指弹出一个再见的动作 , 很潇洒也很逗人 。
那一年 , 杨浪32岁 , 是中国青年报国内部副主任 。新闻单位不称职务 , 我从军队院校来 , 自然不便叫他的名字 , 又怕称职务生分 , 也就哼哼哈哈地算是打了招呼 。几天后熟了 , 便问杨浪 , 我是晚辈 , 叫“浪”不礼貌 , 称职务又见外 。杨浪说 , 我注意到了 , 于是你就什么也不叫我 。后来我才发现 , 在媒体叫老师最合适 , 但那时太寡闻了 。
杨浪出身知识分子家庭 , 浑身艺术细胞 , 写得一手好诗 。不过 , 最热衷的还是军事 。这也就是他未满15岁就跑到云南边防当兵的原因 , 也正因如此 , 他对我这个有过广西前线戍边经历的军校学员多了一份偏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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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浪
我到报社实习不过几天 , 大兴安岭发生大火灾 , 中青报采访人员争先恐后 , 杨浪果断为我争得了一个机会 。他的理由很充分:重大灾害来临 , 军队肯定会冲在前面 , 让我这样的一个军校学员去 , 采访时会方便些 。杨浪有过边境作战的经历 , 知道像我这样上过战场的军人敢冲敢闯 。
那是一次难忘的采访 。带着我前赴火灾区的雷收麦、叶研、李伟中都是中青报有名的拼命三新郎 , 都有一种探究新闻事件真相的硬功夫 。李伟中曾经在除夕之夜与老山前沿阵地上的官兵共度春节 , 在枪炮声中写出轰动一时的新闻名篇《战士万岁》 , 自然与我一见如故 。在烧成一片废墟的漠河县城 , 穿着迷彩服的伟中和身着军装的我 , 着实扎眼了些日子 。
后来的故事就是 , 我们用两个月采访形成了《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三篇报道 。“三色”报道在很长一段时期 , 也成了深度报道尤其是灾害报道的经典之作 。作为这三篇报道的责任编辑 , 杨浪在我们出发前 , 就为报道定下了基本思路 , 那就是:彻底改变以往那种“大灾大凯歌”式的模式 , 要求我们透过这场建国以来最大的森林大火 , 探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当时 , 这种新闻理念无疑是先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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