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绞痛”缘起：错失的黄金三十年( 三 )
首钢日电昔日风采耐人寻味的是 ， 在退出芯片产业的前一年 ， 房地产业务发展为首钢的核心业务之一 ， 日后甚至做成中国房地产开发百强公司 。这在北京并非孤例 。 北京当年的半导体巨头们 ， 大部分都剥离了半导体业务 ， 转而将资金投向水涨船高的房地产市场 ， 唯有京东方仍然在研发的道路上孤独坚持 。 虽然屡战屡败 ， 但就是坚决不搞房地产 ， 直到终于熬成中国液晶面板的龙头企业 。在当时的股民眼中 ， 京东方是一家“不按常理出牌”的企业 。 企业逐利天经地义 ， 董事会也需要跟股东交代 ， 决策发展方向时往往有更为“理性”和“现实”的考量 。 像半导体集成电路这种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回报周期长的产业 ， 单靠计划科研攻关 ， 或者单纯依赖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都是无法搞起来的 。计划和市场两只手 ， 都需要同时发挥作用 ， 两只手还不能互相打架 。到了1994年 ， 中国大陆芯片的落后已经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 这一年产量和销售额分别只占世界市场份额的0.3%和0.2% ， 技术水平落后发达国家15年以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 ， 国家上马了“909工程” ， 这是908工程受挫后 ， 中国人第二次向“芯”高地发起冲击 。 时任电子工业部长的胡启立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只许成功 ， 不许失败”的豪言 ， 但随后又写道：“现在想来 ， 那时我对即将遇到的风浪和危难的估计都是远远不足的 。 ”围绕着“909工程” ， 1997年间上海相继成立了上海虹日国际、上海华虹NEC、上海华虹国际等电子企业 。 其中华虹NEC吸取了“908工程”的教训 ， 只用不到2年时间即建成试产 ， 2000年取得30亿销售额的好业绩 。 但好景不长 ， 第二年即遭遇全球半导体危机 。 作为新生企业 ， 华虹NEC在这场危机中也未能幸免 ， 当年亏损13.48亿元 。由于对集成电路产业认知不足 ， 华虹NEC在成立的最初几年 ， “赚了还是亏了”成为评价其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 。 当遭遇2001年亏损时 ， 批评的声音便纷沓而至 ， 媒体也尖锐的指出:“光靠砸钱做不成芯片 。 ”3年后 ， 尽管华虹NEC业绩恢复稳定 ， 但此后十余年间 ， 再未获得国家资金支持 。砸钱不一定能做成芯片 ， 但做芯片一定要砸钱 。2000年 ， 在国内半导体4位院士的推动下 ， 北京市政府决心建设北方微电子产业基地 ， 先后在亦庄和八大处奠基开工了讯创6英寸厂和华夏8英寸厂 。 次年同样由于全球半导体危机 ， 海外资金募集陷入困境 ， 创讯和华夏项目纷纷流产 。但实际上 ， 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 ， 反而会选择在行业低谷期投资建厂 。 低潮期建厂成本相对较低 ， 建成后很可能赶上下一轮高潮 。 可惜大部分投资者和经营者都很难做出这样的决策 。 真正敢在逆周期下血本投资的 ， 往往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坚定支持 。1983年 ， 韩国三星决定全力进军芯片 ， 却遭遇了一个极其凶险的开局 。 三星推出64kb 存储芯片时 ， 美日存储芯片价格战正酣 ， 内存价格从4美金跌至30美分 。 初涉芯片的三星卷入价格战的洪流 ， 仅仅2年时间就把股权资本尽数亏空 。 创始人李秉喆事后心有余悸：“为这个项目 ， 三星赌上了全部 。 ”据李秉喆回忆 ， 当时每一个部门来给他汇报工作 ， 无一例外都是哭诉快要撑不住了 ， 劝他早点撤出集成电路产业 ， 为自己留条后路 。
上世纪60年代 ， 李秉喆就买下水原郊区200亩地意图打造电子工业基地 ，如今发展成为三星水原总部关键时刻还是依靠韩国政府出手 ， 不惜动用日本的战争赔款 ， 投入3.46亿美元 ， 同时带动20亿美元私人资金给三星托盘 。 正是在这样的输血下 ， 三星才有了后来让其声名大噪的“逆周期投资” ， 终于挺到美日签署《半导体协议》 ， 一个箭步上前补了日本人的缺 。乘风破浪会有时中国半导体产业踌躇的70至90年代 ， 恰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百舸争流的重大转折期 。从1971年Intel推出DRAM动态存储器 ， 标志着大规模集成电路诞生开始 ， 此后30余年是全球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化的黄金时期 ， 技术、资本、市场、人才各要素都在这一时期充分发育 ， 最终形成了今日的世界芯片格局 。1976至1979年间 ， 日本政府主导了著名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 。 在日本通产省牵头下 ， 日立、三菱、富士通、东芝、NEC五家公司为主体 ， 成立“VLSL技术研究组合” ， 集中优势人才协作攻关 ， 打破企业技术壁垒——这场以赶超美国为目标的“运动”成效惊人 ， 取得了千余件专利 ， 日本集成电路技术水平大幅提升 ， 为80年代日本存储芯片超越美国奠下基础 。1986年 ， 遭遇日本集成电路的围堵后 ， 美国政府亲自迎战 ， 发布《危机中的战略工业》报告 ， 让日本相继签下一系列限制其集成电路发展的条例 ， 还成立国家半导体咨询委员会 ， 专门给美国半导体企业提供各种支持 。同一年 ， 韩国政府联合三星、LG、现代和韩国6所大学 ， 将4MB动态存储芯片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研发 ， 3年投入1.1亿美元 ， 政府主动承担57%的经费 ， 此举为90年代韩国存储芯片超越日本奠下基础 。1987年 ， 台积电成立 。 台湾当局政府成立专项开发基金 ， 出资1亿美元占股48.3% ， 政要人物甚至亲自下场为台积电募集资金 。 此外还给予场地、税收等各种优惠 。 力度之大 ， 甚至一度出现台积电税后利润反高于税前利润的奇观 。在全球产业链的融汇中 ， 企业发展出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能力 ， 在政府的统筹布局下 ， 进行持续稳定且有建设性的资本投入；在与技术发源地美国的激烈角逐中 ， 孵化并成长起来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在官产研一体的磨合中 ， 磨炼出技术和管理的领军人物和成熟团队……而上述种种条件 ，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都不具备 。 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在计划与市场之间摇摆纠结三十余年 ， 等到90年代奋起直追之时 ， 发现仍然是一身束缚 ， 一地鸡毛 。所幸2000年前后 ， 诞生了一批以中芯国际、华为海思、展讯、中星微电子等为代表的新生代芯片企业 ， 部分汲取了上个世纪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教训 ， 在中国逐步成熟的产业化土壤中扎根发芽 ， 经过20余年的艰难生长 ， 总算开花结果 。它们的崛起和突围 ， 将是中国芯片产业的另外一个故事 。参考文献：[1] 朱贻玮,《集成电路产业50年回眸》 ， 2016年[2] 谢志峰\陈大明《芯事》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3] 陈芳\董瑞丰《芯想事成|中国芯片产业的博弈与突围》 ， 2018[4] 王阳元《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和微电子科学技术发展目标及建议》中国无线通讯 ， 2001[5] 川西刚著 萧秋梅译《我的半导体经营哲学》 ， 1999[6] 于文心《三星帝国》 ， 2014[7] 张盖伦《晶体管诞生70年：回首中国集成电路来时路》 ， 2008文章内容系作者个人观点 ， 不代表钛禾产业观察对观点赞同或支持；转载请联系主编授权（ID：taizhu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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