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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大禹：从传说到现实( 三 )


日本国内崇尚大禹、祭祀大禹 ， 成为民风习俗 。 自2006年起 ， 日本的大禹文化研究专家、学者 ， 开始编撰《日本禹迹图》 。 截止到2020年的统计 ， 日本有禹迹140处；此外 ， 还确定了“大禹遗迹认定标准” ， “禹王遗迹数据引用规章”等规范 。
近年来 ， 中日之间大禹文化交流互鉴日益频繁 ， 并在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 2018年 ， 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会时任会长大协良夫等4人在绍兴参加“2018年公祭大禹陵典礼” ， 参拜禹庙大殿 ， 在禹王庙献上花篮 ， 缎带上写着：“一衣带水缵禹之绪” 。 大协良夫在之后回忆中写道：“我看到大禹雕像前摆放着写有我们研究会之名的花篮 ， 感激不尽 ， 悄悄地把泪水擦干 ， 不让别人察觉 。 自2011年第一次看到大禹雕像以来 ， 没想到能迎来这一刹那 ， 简直像在梦里 。 ”
2019年 ， 藉绍兴学者编成《浙江禹迹图》之际 ， 中日学者也达成共识 ， 将共同编制《东亚禹迹图》 。
除日本外 ， 在朝鲜半岛上 ， 与大禹有关的地名有8处 ， 其中5处是自然地名 。 韩国还有较多“禹”姓及祭祀传承 。 在“禹”姓的发祥地就有7处与大禹相关地名 ， 集中在咸兴附近和南部的洛东江流域 。 韩国的大禹文化传播在江原道六香山有禹王碑 ， 这是1661年许穆从中国原碑的文字拷贝过来的 ， 被称为“大韩平水土赞碑” 。
自古以来 ， 大禹就是东亚中日韩三国共同的信仰对象 ， 至今仍根植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 。
从记载传说变为活态文化现实
由于大禹时代距今已有4000多年 ， 时间之久远 ， 除文献记载 ， 就难以得到文字和考古的印证 。 但是 ， 在大禹历史记载和活态传承的背景下 ， 世世代代人们纪念光大大禹精神的文化印记 ， 却真实存在而规模庞大 。
近来 ， 大禹文化的研究重点开始由“虚”转“实” ， 逐步转向汇集、梳理大禹文化史迹的规模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发掘其历史、科技和社会价值 。
“禹迹”主要指我国和周边国家文献中有关大禹治水活动所经过的传说记载 ， 自古以来依然存世的大禹祭祀地点及建筑物 ， 有关禹的碑记、地名、歌舞等 。
禹迹图重点展示了上述大禹文化的传承发展脉络和规模 。
禹迹图是一种全新的大禹文化研究方法 ， 所证明、显示的并不着重在大禹是否有其人、其在何地的治水业绩 ， 而是展示了大禹文化的传播脉络和历史传承不同区域和种类的特点 。 对照禹迹图 ， 水利史、历史地理、考古、民族学等多学科都可以在同一个平台基础上展开合作 。 比如禹迹的发生与传播 ， 往往体现了此地为自然灾害多发；禹迹与同一历史时期文化遗址有何关联？这些都可以从水利史、考古等领域进行科学探索 。
通过禹迹图 ， 我们可以思考和研究为什么大禹文化会集中在那些地区、流域产生？历史上这些地区历史地理环境是如何演变的？主流禹文化的源头与传播路径是什么？大禹文化最核心的价值和意义？
令人欣喜的发现是：《汶川禹迹图》与“禹兴西羌”的文献记载高度一致 ， 与农耕文化与治水文化有着客观上的逻辑印证 ， 与古羌人的原始宗教信仰十分吻合 ， 客观形象地向世人展示了汶川厚重的大禹文化积淀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
通过禹迹图的科学研究 ， 人们也就可以分析出 ， 在不同区域 ， 传说中的大禹故事和遗存有何区别 。 如汶川之“禹穴”是大禹出生处的象征；而绍兴宛委山的“禹穴” ， 是大禹治水得天书 ， 取得治水经验的地方 ，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记其“二十而游江淮 ， 上会稽 ， 探禹穴”——古人的智慧妙不可言 ， 大禹治水文化具有多样性 ， 丰富多彩 。 在不同的流域还是区域 ， “大禹”都有独特而鲜活的生命力 。
(作者为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副会长 ， 水利史专家 ， 著有《浙东运河史》等多部著作)
链接
历史上大禹记载、故事与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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