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1949|后人类叙事中的人类视角和后人类视角——以王晋康和陈楸帆为例( 三 )
在人类走投无路的情境下“横空出世”的后人类有着多种面目 ， 或是赛博格、或是AI和算法、或是父亲一般的机器、或是未来代言人 ， 他们代表一种新的主体 ， 一种挑战我们习惯认知结构的自我意识 。 正因为他们不是给定的自由人本主义式主体 ， 因此 ， 陈楸帆笔下的后人类既不是为了跟人类作生存竞争 ， 也不来充当拯救者 ， 既不为满足人类的期待 ， 也不必然代表着反抗的力量 。 甚至 ， 连他们的消亡也不能反证人类的胜利 ， 因为意识可上载安那其云 ， 可备份 。 正如小米1说：“我是偶然 。 我是必然 。 我是一个新的错误 。 我既是主宰又是奴隶 ， 是猎人又是猎物??我只是个开始 。 ”面对习惯性想要技术为我所用的人类 ， 未来生育掌握者SHIIVA Lab说：“我们针对其中一些有趣的设想进行了实验 ， 但没有接受其中任何一个请求 。 对于我们来说 ， 这些想法都太可笑了 ， 经典人类式的可笑 。 ”后人类浑沌未明的面目 ， 恰恰意味着新的可能：“复杂动态性、不可预测的本质 ， 意味着主体性是新出现的 ， 而不是假定的；是分散式的 ， 而非只定位在意识中；从混乱的世界中出现 ， 并整合进入一个混乱的世界 ， 而非占据一个已被移除的掌握的位置”（海尔斯） 。
尽管陈楸帆并未明确人类如何在后人类的指导下重新认识世界 ， 建设文明 ， 但是显然 ， 给予人类的“礼物一代”也好 ， 演示种种可能的“人生算法”也好 ， 展现AI的爱也好 ， 宣布人类历史的重启也好 ， 人类需要、也不得不以后人类的参照来重新定义人类自身 。 但前提是 ， 只有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 ， 习惯于自我和他者界限分明的人本主义主体开始消解 ， 才能开启一个机会 ， 让我们得以展望新的主体和愿景 。
那么 ， 问题已经转变为：在后人类时代 ， 人类还有何为？《恐惧机器》中的后人类次品阿古延续了人类残存的恐惧记忆 ， 凭借恐惧 ， 他发现了机器的秘密：“机器让我们无惧 ， 机器让我们恐惧 ， 机器利用我的恐惧 ， 让我像忠于父亲一样地忠于它” ， 更意识到“如果一台机器能够消灭所有恐惧 ， 那它就是最应该被恐惧的机器” 。 由此 ， 残存的人类记忆获得了它的使命：“也许在这个新世界 ， 不再需要父亲 。 ”《美丽新世界的孤儿》中仅存的人类杜若飞以“被动、温和、知足、忍耐”的孤儿特性 ， “像一面镜子 ， 照出这个新世界的病症” 。 《人生算法》中 ， 过了“最庸常琐碎人生”的弟弟如同神迹一般 ， 为事业有成的哥哥所设计的人生算法中补充了“爱的算法” 。 这些设定看上去回到了王晋康式的人道立场 ， 但根本上是警惕人类中心主义的 。 陈楸帆在《未来病史》中反复强调 ， 人类的智慧如何为邪恶的天才发挥到淋漓尽致 ， “有神的地方必然会有魔鬼栖身之处” 。 这同样适用于后人类时代 ， 人类之于后人类 ， 正如后人类之于人类 ， 他们该互为镜像 ， 阻止新的中心 。
王晋康的反乌托邦式/恶托邦式的后人类想象 ， 表达的是对自由主体丧失和人类伦理崩溃的焦虑 ， 是人本主义批判的延续 。 陈楸帆的后人类想象则展示了有别于人本主义的努力：他一边引入后人类视角去打破“人类历史上素有去中心化的努力最后都演化为了新中心的形成”这一权力循环 ， 但一边又希望人类的记忆与经验能成为后人类时代的镜像 ， 避免新的“美丽新世界” 。 他们所共同珍视的人类之爱 ， 在前者仍是完整的 ， 是需要坚守的立足点；在后者则是分散的 ， 成为一种需要打捞的记忆 。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0年10月19日3版
微信编辑：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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