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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报1949|后人类叙事中的人类视角和后人类视角——以王晋康和陈楸帆为例( 二 )


文艺报1949|后人类叙事中的人类视角和后人类视角——以王晋康和陈楸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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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与经典的反乌托邦/恶托邦模式类似 ， 基因技术背后必然有技术狂人的存在 ， 他们试图扮演人类的“上帝”角色 。 这四部作品中的狂人上帝形象迥异：有的为技术成果可不惜一切代价 ，有的因投入情感而开始反思 ， 有的从文明延续的角度高瞻远瞩 ， 有的则对人类与类人的界限嗤之以鼻 。 固然 ， 在新人类的制造过程中 ， 王晋康对技术狂人表现出复杂的态度 ， 但隐藏在这些表面的差异性之下 ， 我们仍能看到作者相对统一的标准 ， 是否审判狂人 ， 要看人类上帝们自己是否是以维护人性的尊严和道德为底线或使命 。 目中只有技术而无人的豹人制造者咎由自取地被人类维护者所杀 ， 而相反 ， 类人制造者则可以坦荡地既反对人类的“贱民制度” ， 帮助解放类人 ， 而同时又不反对人类本身 ， 因为在他看来人类与类人之间的“堤坝从本质上是不人道的” 。 “人道”一词可视作王晋康在“新人类”议题上的基本立足点 。
再者 ， 新人类四部曲所描述的未来既包含不确定的恐惧 ， 又指明了需要坚守的立场 。 小说常用人类与新人类个体的死亡换得一时警醒或和解的契机 ， 既不会逆转也不会停止技术的发展 ， 但对于社会整体而言 ， 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 功利主义与“优生学”的种族主义伺机而动 。 王晋康显然并不满足于只是展现生物技术带来的劫难 ， 他更试图明确如何应对是为合适 。 海豚人虽然已经在智力、能力和数量上成为了地球霸主和幸存者 ， 依然恪守着人类先祖为他们制订的不称霸的道德原则和海洋生物圈的自然法则 。 类人并不自主反抗人类 ， 争取权利 ， 反而少数自然人替他们不平 ， 来奋起领导解放 。 究其原因 ， 是因为前者对人类道德秩序的继承让后人类实际上成了人性延续者 ， 而后者则证明对于平等的追求恰是人性之体现 ， 是人与非人的本质区别 。
在为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所作序言中 ， 周濂如此概括福山的态度：“展望现代科技的发展前景时 ， 必须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 ， 唯其如此才能遇见危机 。 与此同时 ， 反思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时 ， 人类中心主义却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 ， 唯其如此才能解除危机 。 ”这也正好适用王晋康《新人类四部曲》中后人类叙事的特征 。
后人类视角：
人类的匮乏和镜像作用
陈楸帆是更新代作家中对后人类主题最为执著的一位 。 在他看来 ， “后人类 ， 这是当前历史阶段最为深刻的异化过程” 。 通过对异化的聚焦 ， 他关注人类在与科技互动中 ， 所面临生理、心理到社会关系的结构变化 。 但与王晋康对生物工程的迷恋不同 ， 他作品中的技术想象多是关于人机结合的赛博格或是人工智能 ， 也即赫拉利所说的无机生命（inorganic life）工程 。 宋明炜曾评价陈楸帆的《荒潮》 ， 认为它表现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的萌动 ， 一种不惮于吸收技术以建构自我的新技术 ， 以及一种对于后人类身份的自觉认同” 。 除了《荒潮》 ， 陈楸帆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如何以后人类主义视角来克服人类中心主义 。
文艺报1949|后人类叙事中的人类视角和后人类视角——以王晋康和陈楸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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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作品中 ， 后人类的出现源起于人类的匮乏 。 这种匮乏不是外部的 ， 而是内部的；既不是出于疾病、劳动工具等的功能性需求导致的技术失控 ， 也不是来自科学狂人的精心设计 。 在王晋康那里值得骄傲的人类道德和情感 ， 在陈楸帆这里都变得可疑 。 在赛博格来临之前 ， 人类已然是孤独、疏离、弱肉强食和自相残杀 。 遵循旧文明传统的人一边敬神一边作恶 ， 有心守护的人因为怯弱和无力而助纣为虐 ， 生育和繁衍的求生本能被无限地控制与利用 ， 被亲情欺骗、放弃 ， 因而恐惧和孤独 。 这就是后人类介入之前的人类文明状态 。 《荒潮》小米1不无讽刺地说：“人类 ， 总是过分夸大后天文明教化的作用 。 ”《这一刻我们是快乐》说得更加直白：“哪怕是基因上100%的纯种人类 ， 都会被视为异类加以毁灭 ，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文明 。 ”与其说现代技术打破了教化的基础 ， 不如说它揭开了人类文明虚张声势的真相 。 陈楸帆在作品中用种种叙事技巧 ， 来揭示人类的旧文明与消费主义下的赛博文化一样 ， 都已是“空洞的能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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