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志愿军通信兵黄吉福：“我是替战友活下来的，每一天都是幸福的”( 四 )
“当时看到有个婴儿趴在大人身上 ， 仔细一看发现大人已经死了 ， 而婴儿还活着 。”薛广文便立即把婴儿从尸体上抱在了自己怀里 。“我记得那个婴儿也就1岁多 ， ”薛广文一边说一边用双手比画着 ， “身上还穿着对襟系带的朝鲜族小衣服 。”由于还要负重赶路 ， 再加上薛广文是个年轻小伙子 ， 不方便带着婴儿行军 。于是 ， 薛广文捡到的这个婴儿就被警卫营政治部宣传队的女战士们接手了 。
入朝后 ， 被分配在警卫营卫生所的薛广文和护士们相互配合 ， 对前线运送下来的伤员进行包扎处理 ， 为了便于后期救治 ， 还需要将伤员按伤势轻重情况做区分 。
“轻伤系白布条 ， 中等程度就系黑布条 ， 重伤就要系红布条了 ， 然后安排担架队赶紧转运到能做手术的地方 。”老人回忆说 。
在前方战事吃紧时 ， 部队也会立即组织手术抢救伤员 ， 而手术条件异常简陋 。“当时在一个山洞里 ， 四周挂上白布围成的帐篷就算手术室 ， 一块木板底下铺上树枝 ， 旁边再放一些消毒的器械 ， 这就是手术台了 。”薛广文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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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1949年薛广文（居中者）与战友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
边“抓虫子”边学习防疫
1951年7月 ，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终于迫使美国接受停战谈判 。同年11月 ， 薛广文被调到医干大队回国进行学习 。就在薛广文回国学习期间 ， 不甘于停战谈判的美国丧心病狂地发动了细菌战 ， 残害中朝军民、削弱中朝军队的有生力量 。
1952年6月 ， 在医干大队培训结束的薛广文作为防疫队成员 ， 再次返回朝鲜 ， 从事阵地防疫工作 。反细菌战正式打响 。
“防疫队也就60人左右 。虽然经过了培训 ， 但是防疫工作还涉及动物学和昆虫学 ， 到了朝鲜就请上海医科大学的专家来给我们讲课 ， 边学习边实践 。”薛广文说 。
“实践”的一大部分内容就是“抓虫子” 。薛广文他们每人分到一个玻璃瓶和一只镊子 ， 只要有敌军飞机投弹 ， 就要立刻到现场查找 ， 如果发现可疑生物如昆虫 ， 就要立刻抓到玻璃瓶里 ， 送往化验室 。志愿军队伍的反细菌战就在这样简陋又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着 。
医务兵也经历战场生死
尽管从事防疫工作 ， 但在朝鲜战场 ， 薛广文同样也面临着生死考验 。空中时常盘旋扫射的敌机 ， 成为没有制空力量的志愿军战士们最大的障碍 。
一天早晨 ， 薛广文和当时防疫队的罗队长一起提前出发 ， 前去阵地附近考察防疫场所 。
“大概是凌晨3点左右出发的 ， 一直走到了清川江大桥 。刚过桥没多久就来了一拨又一拨的飞机把桥给炸断了 。”薛广文回忆说 ， “而且当时天已大亮 ， 我们只好在旁边山坡的防空洞里进行隐蔽 。”
防空洞也就六七平方米 ， 薛广文他们进去的时候 ， 里边已经躲着20多个朝鲜老百姓 ， 其中还有几个孩子 。在洞里隐蔽整整一天后 ， 傍晚时分 ， 薛广文和战友继续赶路 。没走出多远 ， 敌机又杀了个回马枪 ， 开始了新一轮的轰炸 。“当时路旁边是稻田沟 ， 堵头处有两块木板 ， 罗队长离得近就躲在木板之间 ， 我离得远只好趴在地上 。”薛广文仔细回忆着 。
等到轰炸结束 ， 薛广文发现自己还活着 ， 只是后脚跟处有些热热的 。他回头一看 ， 发现鞋后跟已经被炮弹穿透 。“不过万幸 ， 我的脚只被烫了一下 ， 没有大碍 。”
而他的战友罗队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我喊他没有回应 ， 走近一看 ， 发现他被炮弹击中 ， 当场就牺牲了 。”薛广文借着被炮弹炸出的坑将战友安葬 ， 并用散落在地上的一个炮弹箱板子做了标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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