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专业性与公共关怀｜专访羽戈( 四 ) 历史学者给大众的印象

新京报：你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当下形成了怎么样的对话关系？

羽戈：陈寅恪先生诗云：读史早知今日事。历史自然不会重复，不过在同一个大时代内，前后韵脚完全可能一致。我们至今依然处于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征途之上，所以有时研读中国近代史，感觉与现实并无差异或距离。不过我不认为这二者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它们的关系，不在正面，而在反面。要言之，中国近代史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不在种种真理，恰在种种谎言，不在种种经验，恰在种种教训，因而我们的研读，目的必须明确：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而是为了不再受骗，不是为了去做什么，而是为了不去做什么。

新京报：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历史研究者，你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路径受谁的影响比较深？

羽戈：中国人对我的影响最大的是胡适和余英时，西方人是米歇尔·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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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在访谈中推荐了福柯的《性经验史》。福柯在这本书中试图勾勒出一部西方自16世纪以来用主流话语规训身体的历史。福柯重视历史之间的断裂，消解历史的主体，拒绝总体性的历史叙事，并以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的研究方法而成为后现代史学的重要人物。

新京报：你认为当代历史学者的核心使命是什么？对你个人来说，历史写作最核心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羽戈：抱歉，我比较害怕或抗拒回答这些宏大的问题。虽然常常念叨“读史早知今日事” ，我并不奢望用历史为现实指路，以照亮变幻的未来。以史为鉴的前提是历史足以光明，可作镜子，我们的历史却大都晦暗不明，是以第一要着，在于擦去尘埃，清洗污痕，追寻真相。求真之余，再谈善与美，假如历史之中并无善与美，那也不必伪造。丑恶同样是历史的要素，就推动历史进程这一点上讲，其作用力未必弱于美善。

历史研究的专业性与公共关怀｜专访羽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