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专业性与公共关怀｜专访羽戈( 三 ) 历史学者给大众的印象

历史研究的专业性与公共关怀｜专访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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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羽戈著，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

对话羽戈

新京报：你学法律出身，写过时评、影评、文化评论等。你在其他领域的经历会影响你的历史研究吗？又是如何影响的呢？

羽戈：以前曾有人问起，法律与历史研究如何接轨。我以为这二者并非风马牛不相及，反而有一脉相通之处。我读法学，最大受益即逻辑训练，司法逻辑比一般逻辑学更严谨，更缜密，更能锻炼思维能力和证据精神。这是一种方法论，可用来研究案件，也可用来研究历史， “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 。而且，天底下再也没有哪两个学科，比法学、历史学更讲究证据与论证。所以我觉得法律人研究历史，正有其得天独厚的一面。

新京报：你觉得你的历史研究和你对法律、政治哲学、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在你的研究和写作“版图”之中，历史拥有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或意义？

羽戈：其实我不太喜欢使用研究二字，也许用研读更合适。前者过于冰冷，后者则融入了一己之情怀，虽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终究有其冷暖。在我看来，任何学问本质上都是生命的学问，区别仅在于方法论以及态度。也许法学偏向冷酷，历史学则多了一丝温情与敬意。我曾在十年之间三写杨度，前两次写，不脱法律人的本色，隔岸观火或居高临下，常以后见之明责难先贤，直至第三次，才敢说勉强做到了“了解之同情” ，从而真正触及他的悲苦心境。我关注的两个方向，其互通与交集，形成了一个十字架：法学

（政治）

为经，史学为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