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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促进中国古代学术繁荣

北京联盟_原题是：藏书促进中国古代学术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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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藏书的千年积淀不仅为人才培养提供给养 ， 更孕育着古典学术文脉 。藏以致用 ， 通过对古代文献典籍的保存、传递、校勘、记录 ， 藏书家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繁衍作出了巨大贡献 。
藏书为学术著述提供丰富资料
古人在利用藏书治学的基础上 ， 创造了著述、汇编等多种形式的新典籍 ， 如宋代修《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 ， 明朝修《永乐大典》 ， 清朝修《四库全书》等 ， 延续着中国的学术文脉 。“没有大量藏书 ， 这类学术活动难以完成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杜泽逊表示 。
古代的信息传播不发达 ， 藏书是治学必不可少的基础 。收藏与自己治学关系较密切的书籍显得尤为重要 。杜泽逊介绍说 ， 从事古代文史研究要购买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等大量典籍 。叶梦得、郑樵、赵孟俯、王世贞、归有光、胡应麟、胡震亨、谈迁、顾炎武、黄宗羲、钱谦益、朱彝尊、杭世骏、全祖望、万斯同等大家著述等身、名篇迭出 ， 他们都是利用藏书而各铸辉煌 ， 名重学界 。
古代藏书与学术发展互为因果 ， 这种关系在清代表现得尤为明显 。“清代学者在朴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最大 ， 而从事朴学研究 ， 需要大量图书资料 。”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副主任陈东辉介绍说 ， 清代私家藏书楼多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而建 。
正如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评价：“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清代学者用历史文献对社会上及书本中的问题进行考证 。康熙时代的学者阎若璩考证大量公私藏书中的材料得出结论认为 ， 此前被列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古文尚书》系伪书 ， 解决了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 。
“治书之学”孕育中国古代学术门类
历代藏书家对典藏、雠校、分类、编目、纂辑、刻印等藏书实践活动的研究是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考据学等许多学科的基础 。
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肖东发认为 ， 应将这些研究书的学术门类称为“治书之学” 。“早在汉代 ， 从刘向、刘歆父子编《别录》、《七略》开始 ， 我国就已建立起校勘学、目录学、辨伪学等治书之学 ， 唐宋以后 ， 版本学、辑佚学蓬勃兴起 ， 并与原有的校勘学、辨伪学、目录学等结合 ， 在学术研究上更为专深细致 。这些活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 ， 到清代达到鼎盛 ， 涌现出一大批学术水平极高的校勘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辑佚学家或考据学家 。”肖东发说 。
“藏书不一定能当考据学家 ， 但不藏书肯定做不了考据学家 。”杜泽逊介绍说 ， 清代考据学的重要分支校勘学 ， 尤其需要依赖罕见秘本 。嘉庆年间 ， 著名考据学家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 ， 底本是传世极少的元刻十行本 ， 校本也大都是宋元明善本 。
黄丕烈、顾广圻、鲍廷博 ， 是清代朴学鼎盛时期的藏书界巨擘 ， 经他们题跋、批校、刊刻的善本古籍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文物价值 ， 有“黄跋”、“顾批”、“鲍刻”之称 。作为古籍善本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 “批校本”在当今的艺术市场上备受推崇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说 ， 批校本是批本、校本、题跋本的统称 。这些经前贤亲笔点校、批读、题跋过的书籍 ， 也许本身的年代并不十分久远 ， 但批校内容或侧重考证源流、订正讹误 ， 或区别刻本的优劣 ， 成为中国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支脉 。批校本不仅为后人的学术研究提供线索 ， 还体现了批校者本人的学养、趣尚及当时的学术思潮和文化风尚 ， 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都很高 。
地域学术发展与藏书繁荣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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