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聚焦青年抑郁症群体：说不出口的病耻感与高校抑郁筛查的两难筛查|群体|王鹏|

_原题为 聚焦青年抑郁症群体：说不出口的病耻感与高校抑郁筛查的两难
抑郁症，熟悉又陌生的名词。 2017年，世卫组织曾发布报告，从2005年至2015年十年期间，全球受抑郁症影响的人数增加18％。罹患抑郁症，尤其是青年群体，他们往往难以继续学业、找到工作、甚至在入职不久后，不得不提出离职……
一场“情绪感冒” ，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画上了成长道路上一个又一个暂停休止符。今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并重点关注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
这一做法能否让青少年抑郁症情况有所缓解？在关爱学生与保护病情隐私之间，高校又该如何权衡？学生又是否能在学校和老师面前，无压力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抑郁生活？
停滞
一位清华学霸因严重抑郁休学
一位工程师因抑郁辞职
今年6月底，李欣（化名）向学校第二次申请了休学。本该在2018年就本科毕业的她，却将再次放弃进行大学三年级的课程。而令李欣无法持续正常学业的，正是自己严重的抑郁症。
现年22岁的李欣， 2014年以高分考入清华大学。然而，随着大一被查出重度抑郁，李欣正常的学业和生活几乎都陷入了停滞。
“重度社交焦虑、认知功能呈边缘状态、工作记忆和注意力受损、额叶认知功能异常、执行功能水平降低……”在李欣众多抑郁症检查报告中，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她的情绪障碍，而这些文字的背后，承载着她无法维系的正常社交、学习和生活。
“别说考试背书，就连正常听课做笔记都难以做到。 ”李欣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是从多久开始告别了“学霸”的高效率，转而成为一个难以集中注意力、行动力迟缓的“精神残疾人。 ”她告诉红星新闻采访人员，过去自己尚且能勉强上课，但90分钟的课程，她能听懂并跟上做笔记的时间最多只有半小时，其他时间脑子一片空白。
除了课程，课后作业也逐渐成为李欣无法完成的选项：“有时候拿着书本去图书馆，几个小时过去，我只是对着作业在发呆。 ”相比过去冲刺高考的效率，李欣变得越来越迟缓，甚至到了大二，抑郁症诸多病症开始在李欣身上呈现躯体化特征——头疼、失眠、晕眩、无法自主进食、起床等等问题相继袭来，严重困扰她的学习生活。
无奈之下，李欣只能拿着自己一沓抑郁症确诊报告，向学校一次次提出休学申请。
被抑郁症笼罩，无法继续下一步生活计划的还有王鹏（化名）。
去年6月， 21岁的王鹏在拿到本科毕业证书的同时，还拿到了自己确诊中度抑郁的病例报告。尽管同样伴随着失眠、焦虑、心悸等症状，但在走出校园迈入社会的第一步，王鹏还是选择隐瞒自己的病史，勇敢入职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家公司。
然而，在强撑了半年后，王鹏最终还是选择了离职。让他无法正常工作的，是抑郁症带来的诸多身体反映：“开会开到一半突然心跳加速，要压抑心悸的感觉我甚至需要把手指咬出血丝、工作到家本来很疲惫，但躺在床上就整宿失眠……”
一系列抑郁症带来的身体信号让王鹏难以继续自己工程师的工作。尽管这份月薪上万的工作来之不易，但医生多次建议他，有必要暂停或停止工作，放松心情。最终，王鹏还是在去年年底选择了辞职，至今仍待业家中。
李欣与王鹏一样，最大的生活爱好，是躺在床上盯着手机发呆或睡觉，他们似乎对身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没兴趣。
专家：
接受抑郁症治疗的初高中生明显增多
王鹏与李欣，是青年抑郁症群体的一个缩影。 2019年，在第八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心理辅导与咨询高峰论坛上，有专家提到， 1/4的中国大学生承认有过抑郁症状，且大一和大三时抑郁症的高发期。而世卫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抑郁症的最坏后果是可能导致自杀行为，这是目前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除了大学生，近些年高中生也是抑郁症高发群体。 ”长期从事青少年抑郁症研究，现任广东省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健康促进与管理委员会秘书长胡三红告诉红星新闻，就自己近期接诊的情况来看，前来接受抑郁症治疗的初高中生明显增多，占比达到总接诊人数的60% 。
抑郁症群体年轻化的原因，在胡三红看来，一方面在于原因抑郁症识别度有所增加，更多人对抑郁症有了清晰的认识，重视度也随之上升；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青年群体当下学习负担沉重，竞争激烈，加之青春期情绪不稳定，所以很容易诱发抑郁症形成。
除了青少年抑郁症人数的上升，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在抑郁症确诊上往往也并不容易。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曲姗告诉红星新闻采访人员，前来就诊的青少年，大多并非出自自愿，而是在家长的“强迫下”接受检查。

“因为不自愿，所以他们不愿吐露真实心声，对自己的病情也不那么重视，描述病情上也不具体，这在医生确诊上增加了难度。 ”曲珊表示，青少年主动接受抑郁症治疗的人数并不多，且在配合治疗上相比于成年人也不够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