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聚焦青年抑郁症群体：说不出口的病耻感与高校抑郁筛查的两难( 二 ) 筛查|群体|王鹏|

疑惑
找不到的抑郁病因和治疗办法
陷入抑郁症漩涡后的李欣，常常遭到朋友不经意的调侃：“别想太多了，别太矫情了，别总这么消极……”而这些看似安慰鼓励的话，在李欣看来却成为一种情感压力：“并不是我自己愿意想太多，也不是我自己愿意有那么多消极情绪。 ”
但每当别人问及为什么不开心时，李欣却总是找不出答案，她也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不开心，她也曾自我怀疑，是否真的如朋友所说，自己只是矫情而非得病？而对于王鹏来说，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相信孩子罹患了抑郁症，只是短时间内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而已。

改变李欣与王鹏正常生活轨道的抑郁症，究竟只是一种无病呻吟的“情绪感冒” ，还是被长期忽略的精神疾病？胡三红向红星新闻解释，抑郁症属于情感性精神障碍疾病，常伴随焦虑发生。临床体现为“三低”——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动力不足，且持续至少2周以上。
“抑郁症首先是病，如果你发现自己对万事都提不起兴趣，莫名感到悲伤，消极厌世，害怕社交、入睡困难，甚至有自残自杀行为，那么你很可能罹患了抑郁症。 ”胡三红说，但对发病的原因，医学则尚未给出定论。

李欣的确不清楚自己为何会患上严重抑郁，她甚至找不出让自己不开心的理由：“考上了让人羡慕的知名大学，自己也没什么经济压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得病。 ”百思不解的还有王鹏和他的父母，在爸妈眼里，王鹏一直是个招人爱的孩子，有自己的主意想法，平日里也不曾有太大压力，突然罹患抑郁，来得毫无道理也毫无征兆。
搞不清自己的病因，李欣与王鹏也同样找不到对症治疗的办法。
自抑郁症确诊后，李欣一直积极配合心理治疗，她每月都会去学校心理咨询室谈心，遵医嘱不定期到医院复查，吃过的药包括百忧解、舍曲林、奥沙西泮片等等。王鹏则同样去看心理医生，分别对自己的厌食、强迫症等情况进行治疗。
尽管遵医嘱、定期检查，按时吃药甚至看心理医生，但他们的抑郁程度和伴随的躯体化病症却并没有下降。

青年抑郁症何以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疾？在胡三红看来，要治疗还需理清抑郁症形成的原因。
“从现实接诊情况看，青年抑郁症形成主要来自三方面压力，一是同学师生间的人际关系压力、二是难以克服调节的学习压力、三是和父母间的亲子压力。 ”胡三红提出，如果青少年诱发抑郁症的根源没有解决，那么简单的药物干预也很难在治疗上起到积极作用。

顾虑与耻感
难以与人说的真实病情
2015年，那是李欣第一次走进学校的心理健康咨询室。但是坐在心理老师面前，她却三缄其口：“承认自己有精神病吗？这些病情会不会被泄漏？被反馈给学院和校领导，勒令我退学？”
种种顾虑之下，李欣什么也没说便走出了学校心理咨询室，她宁愿选择到医院自主就诊，哪怕需要多花钱：“我怕在学校泄漏了隐私，同学嘲笑，学院让我退学。 ”
有着同样心理的还有王鹏。在临毕业之际，他已感觉到自己的心理承压能力远不如前，悲伤和压力总是说来就来。但即便猜到自己可能罹患抑郁症，他还是不愿去学校做心理咨询，更不敢告诉辅导员或老师：“万一不让我毕业怎么办？”
这样戴着面具，掩盖自己真实情绪的做法，王鹏经历过很多次。他告诉红星新闻，学校临毕业时会要求学生在网上做情绪调查试卷，但他从不敢填写真实情况：“有失眠，我也会选择填不失眠；很焦虑，我也会填不焦虑……”究其原因，王鹏害怕这样一份试卷被泄漏，自己成了被组织关心的对象，自己的疾病被更多人看到，自己成为朋友眼中的“奇葩” 。
王鹏与李欣的担心都不无道理。某高校一名大二的学生吴某，就曾在学校心理咨询室做兼职。吴同学告诉红星新闻，学生在心理咨询前，老师会和学生签署隐私承诺书。 “向学生承诺，会保护好个人信息和隐私。 ”
但更多时候，这份承诺书却无法承诺更多。吴同学兼职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将前来咨询心理问题的学生名单发给班主任，让班主任“重点关注” 。
“自我评价与隐私保护有着天然的矛盾性。 ”曲珊解释说，在抑郁症的自测阶段，尤其是高校集中的心理测评，如果在具名的情况下进行，那么很难保证真实性。
然而，尽管不能保证每一份测评的真实性都有参考价值，但在曲珊看来，政策层面要求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依然利大于弊。
“一方面能让更多人知道抑郁症是疾病，另一方面在大力普及之下，有助于降低学生的病耻感。即便不能保证每一份调查都真实，但广泛开展之下，的确的能在数量上让更多人得到应有的关心。 ”曲珊认为，当下更重要的工作，是高校教师能正确看待这一疾病，做好宣传，积极疏通。
对于这一类现象，胡三红的工作中也同样有相似的体验。他告诉红星新闻，在其服务过的不少高中里，大多数学校都会对学生进行心理普查，如果出现心理状况不佳的学生，部分高校多采取“请家长”或停课处理的模式，但这在胡三红看来，并不能对学生抑郁症的治疗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