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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王晓晔：反垄断法是深化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催化剂( 六 )


但是 ， 我认为有必要增加一些修订内容 ， 比如涉及知识产权的第55条 。 这个条款规定 ， “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 ， 不适用本法” 。 考虑到深圳中院和广东高院关于华为诉IDC案的判决、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高通案的决定 ， 专利权人不违反知识产权法的行为 ， 并不能保证可以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 。 例如 ， IDC要求华为支付高额许可费 ， 依据专利法这并不违法 ， 但是依据反垄断法则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 因此 ， 我认为 ， 《反垄断法》这个规定最好删除 。
《反垄断法》的概括性比较强、比较抽象 ， 有些内容需要通过反垄断指南增加可操作性 。 比如在知识产权方面 ，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已经发布了专门的执法指南 。
《经济观察网》：您怎么看修订草案在立法目的中新增的“鼓励创新”的内容？
王晓晔：我不是很赞成把“鼓励创新”作为反垄断立法的宗旨 。 我比较赞成德国反垄断学界的主流观点 ， 即反垄断法是为了维护市场竞争态势 ， 因为竞争可以降低产品价格 ， 改善质量、改善售后服务 ， 当然也会推动企业的创新活动 ， 增加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 。 这说明 ， 竞争可以提高企业的效率 ， 推动企业创新 ， 即创新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 也是市场竞争的表现方式 。 正如哈耶克指出的 ， 市场竞争是一个寻求未知问题解决方法的过程；只有借助这个过程 ， 生产和经营的信息才能得以传递 ， 企业的生产能力才能根据市场需求得以调整 ， 权力得到制约 ， 各种利益和企业的各种决策得到协调 。
如果说反垄断立法的目的是保护创新 ， 有些企业可能会说自己的产品是创新成果 ， 应当得到保护 ， 但殊不知这个创新过程中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或者限制竞争的问题 。 我觉得立法目的简单一点儿比较好 ， 如果存在太多的立法目的 ， 目的和目的之间可能出现冲突 。
《经济观察网》：反垄断法的修订是不是旨在解决数字经济带来的一些变化？是否恰如其分地关注到了数字经济？
王晓晔：我并不认为这次反垄断法的修订就是围绕数字经济开展的 。 我在前面指出过 ， 引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和强化竞争政策的地位 ， 也都是这次反垄断法修订的重要内容 。 另一方面 ， 数字经济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 微软公司是1985年成立的 ， 1998年美国法院还考虑过拆分微软公司 ， 这当然也是数字经济下的竞争法大案 。 当然 ， 我国的数字经济在20年来有了很大发展 ， 出现了阿里、腾讯等大型数字企业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国反垄断法的修订不能不考虑数字经济下的市场竞争秩序 。 数字经济是我国反垄断法修订中应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 ， 但它只是反垄断法修订的一个方面 。
这个反垄断法修订草案考虑到了数字经济的特殊问题 。 例如在认定互联网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时 ， 指出应考虑网络效应、规模经济、锁定效应、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等各种因素 。 我认为在数字经济方面 ， 反垄断法的修订还应当增加一些其他方面的考虑 ， 例如在前面谈到的滴滴和Uber并购案中 ， 现行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没有充分考虑数字经济条件下存在的问题 。
应废除第15条关于豁免出口卡特尔的规定
《经济观察网》：您认为《发垄断法》在涉及中兴、华为等企业海外遇到的困难方面 ， 有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或者作出哪些调整更有利于企业应对海外的竞争 。
王晓晔：反垄断法是国内法 。 它的第1条明确规定 ， 这部法律适用于我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限制竞争行为 。 即便反垄断法也可适用于境外的限制竞争 ， 但其前提条件是这些行为在我国市场上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影响 。 反垄断法可适用于境外的限制竞争 ， 这被称为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 。
针对中兴、华为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出现的竞争法案件 ， 这一般得适用相关国家的反垄断法 。 2005年 ， 我国生产和出口维生素的4家制药企业在美国也遭遇过反托拉斯诉讼 ， 美国一家地方法院还对这些企业开出了大约1.62亿美元的罚单 ， 用于民事损害赔偿 。 这些案件说明 ， 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 ， 应密切关注东道国的反垄断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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