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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明初云南土著白族人口外迁山东

“试问祖先在何处 ， 路人皆指小云南”一一略论明初云南土著白族人口外迁山东作者：儒家公羊学明太祖平定云南以后 ， 观历代云南数乱 ， 虽一隅之地而屡为中国忧 ， 终两汉之世叛者十次 ， 以暨於唐 ， 朝廷待之至重反生侮慢 ， 前后凡九加兵 ， 王师屡覆 ， 终不能驭 ， 南诏始盛 ， 蒙、郑、赵、杨、段、高六姓相继 ， 窃土抗命 ， 屡为边患 ， 元世祖亲下云南 ， 出亲王镇守之 ， 终元百年间前后七叛 ， 又僰（白）人种类滋蔓云贵川南 ， “分居诸邦 ， 夷人尊之为长” ， 裂土割剧 ， 盘根错节 。 “鄯阐危甚登天 ， 大理险倍投海 ， 英如汉武 ， 昔战仅置益州 ， 雄若胡元 ， 设官止於中庆 ， 取之易而守之难……汉武故营旗影灭 ， 唐宗遗垒角声寒 ， 方今天下平犹易 ， 自古云南守独难（见《大理总管段明致傅友德书》） 。 “为今之计非惟制其不叛 ， 重在使其无叛耳（见《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四十二）” ， 若无宏图远猷则明朝在云贵川南的统治不能巩固 ， 彩云之南仍将得而复失 。由此 ， 明朝平定云南以后 ， 遂采取几项重大的政策 ， 其中一项就是对云南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人口大规模的迁出与迁进 。 所谓迁出 ， 是指将云南及其周边地区大量的土著白族人口强制迁徙到当时因为久经战乱而地旷人稀的山东、河北 ， 以瓦解其在云贵川南的传统势力 ， 分而治之 ， 防止他们继续在边疆据土作乱 。明军在洪武十五年攻破大理以后 ， 俘大理末代总管段世并二子苴仁、苴义 ， 押送南京 ， 段世临行以诗别故人杨朝彦：“雄兵一日破重关 ， 父子流离瞬息间 。 别后欲知相忆处 ， 锦江流水彩潺潺 。 ”明太祖以段明、段世兄弟之父段宝 ， 先曾有降表而不忍杀之 ， 授段世长子段苴仁雁门守御千户所（在今山西代县）镇抚 ， 赐名段归仁 ， 授其次子段苴义永昌卫（在今甘肃永昌县）镇抚 ， 赐名段归义 ， 皆安置於外省 。 段氏世土大理四百四十六年 ， 至此而绝 。明初从云南迁出的白族人口数量颇大 ， 惟不详於史料记载 ， 今仅能从山东半岛民间家谱、方志与口碑中窥见梗概 。 “试问祖先在何处 ， 路人皆指小云南” ， 这是现在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汉族中普遍流行的说法 ， 尤其在山东的胶东半岛 ， 这种说法更是众口一词 。 民国二十四年山东《莱阳县志》之《附记·杂述》云：“居民传说其先世率於明洪武二年迁自云南……登莱迭遭金元之乱 ， 居民死亡殆尽 ， 多是移民来此 。 其先至者领地开垦 ， 为占山户 。 后至者购熟地耕种 ， 为买山户 。 其土著遗民幸免兵匪驱掠者 ， 为漏户 。 而迁者不忘旧居 ， 故传称云南 。 又以非云南省 ， 故别之为小云南……本县间有能举其自云南某县某地来者 ， 未必尽系传闻之误 。 或有其事而史未及载 ， 或人民自动迁徙 ， 亦未可知 ， 阙之以俟知者 。 ”民国二十五年山东《牟平县志》卷十《杂志》云：“本县户籍 ， 多称系明初迁民时 ， 自云南迁来者 ， 且有占山户、买山户、漏户之别 ， 父老盖常言之 ， 而莫明其原委 。 ”又今山东省《文登市志》载：“金元之乱 ， 境内人口十不剩一 。 明初至清代中期 ， 朝廷多次下令从山西、云南、四川、江苏、安徽等省移民入境 。 先到的称‘占山户’ ， 后到的称‘买山户’ ， 土著移民称‘漏户’ 。 民间传说来自云南和‘小云南’的颇多 。 ”根据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地名普查 ， 胶县803个自然村 ， 云南与“小云南”移民村落185个 ， 占村落总数的23.04% 。 胶南县1104个自然村 ， 云南与“小云南”移民村落306个 ， 占村落总数的27.2% 。 崂山县676个自然村 ， 云南与“小云南”移民村落372个 ， 占村落总数的55.3% 。 即墨县1083个自然村 ， 云南与“小云南”移民村落230个 ， 占村落总数的21.24% 。 此外 ， 在今威海市、烟台市以及潍坊市东部的县市区 ， 都不同程度地分布着云南与“小云南”移民村落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 胶东半岛农民曾在地下挖出过大量的白族火葬墓 ， 由于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 ， 这些挖出的装骨灰的坛罐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保护 。 当地老百姓传说是古代南方人的骨灰罐偷埋在他们祖坟下面 ， 来占他们地脉的 。 胶东半岛故老相传 ， 明初在云南及其周边地区强制把当地人民迁徙到山东 ， 明军先放出话来说有一个地方的老百姓不需要迁徙 ， 当地人民就全部躲到了那个地方去 ， 结果明军就把那个地方包围了 ， 全部强制押送山东半岛 ， 只有那些躲到山里去的人没有被押走 。 他们的祖先被反绑着双手 ， 整整走了三年 ， 才来到山东 。 现在胶东半岛的人走路还喜欢背着手 ， 就是祖先当时双手被反绑久了 ， 形成了走路的习惯 ， 这个习惯又影响到了后人 。 需要大小便 ， 就冲着押解的士兵喊：“解开手 ， 我要方便 。 ”时间一长 ， 懒得多费口舌 ， 只喊一声：“解手 。 ”从此 ， 大小便就被后来的当地人称为“解手” 。迄今为止 ， 栖息在胶莱平原上的民人寿终正寝 ， 家人还要举行一种送魂回云南老家的仪式 ， 名曰“送盘缠” 。 其仪是：死后第二天黄昏 ， 子女拖着“哭丧棍” ， 亲朋抬着纸扎的一辆车、一匹马、一个童子 ， 携带着大量纸钱 ， 一路哭着来到村东的“土地庙”前 ， 长子（或长孙）拿一根高粱秸 ， 顶端夹一张纸钱 ， 手握另一端绕“土地庙”拖着走 ， 谓之“拖魂” 。 待觉得高粱秸沉重时 ， 便是拖着“魂”了 ， 把高粱秸（即“魂”）背在身上 ， 放在一把椅子上 ， 椅子前面有一张供桌 ， 上面摆着祭品——这是请“魂”用餐 ， 好上路 。 一会儿 ， 估计“魂”用完餐了 ， 就把它请上纸扎的车 ， 驾好马 ， 那童子便是车夫 。 家人训诫童子：“吃饭别离车中间 ， 宿店别等黑了天”云云 。 然后 ， 把车、马、童子烧掉 ， 并焚烧大量的纸钱——这是送给“魂”的盘缠 。 火光中 ， 长子站在凳子上顿脚哭喊：“爹 ， 爹（母死喊‘娘’） ， 放光大路向西南 ， 千慎万慎苦处花钱！”连喊三遍 ， 谓之“指路”——指明回云南老家之路也 。 电影《红高粱》结尾处 ， 孩子在他妈妈死后 ， 喊道：“娘 ， 娘 ， 上西南！宽宽的大路 ， 长长的宝船 。 娘 ， 娘 ， 上西南！溜溜的骏马 ， 足足的盘缠 。 娘 ， 娘 ， 上西南！你甜处安身 ， 你苦处花钱 。 ”“蝴蝶梦残滇海月 ， 杜鹃啼破点苍春 ， 哀怜永诀云南土 ， 锦酒休教洒泪频” ， 这正是包括青岛在内的广大胶东半岛人民对于祖籍云南的集体记忆 ， 绝不可能是后人虚构的历史 。现在所说的“小云南” ， 其实就是明初云南周边地区 ， 包括现在四川省和贵州省的一部分 ， 它们在历史上属于云南的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管辖 ， 白族是当时的主体民族 ， 元代以后仍然属于云南行省 ， 明初虽然已经划给四川和贵州 ， 但情况复杂 ， 与云南在历史文化和民族上的联系紧密 ， 民间仍然将这些地区称为“小云南” 。 如今四川省南部西昌市海南乡核桃村后山所立的明代马氏墓碑云：“历代宗支原籍陕西凤翔府凤翔县人氏……洪武年间 ， 指挥官领兵征进小云南 ， 即今之建昌（西昌） ， 把守青龙隘口 ， 住居椒子坝 ， 即今之核桃村 。 ”四川省冕宁县文家屯清光绪十八年《邓氏祠堂碑》文载：“始祖端一公 ， 江西抚州府临川县马祠堂人……（洪武）十四年辛酉秋九月 ， 以颖国公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征云南 ， 凉国公蓝玉、西平侯沐英副之 ， 公以指挥使从 。 十六年癸亥春三月 ， 颖国公还 ， 西平侯留镇 ， 加公征南副将军 ， 进抚小云南 ， 即今建昌宁远府 。 公携夫人郑氏及家将百余 ， 周、吴、邓、王与焉……旋移居青石桥 ， 代管留守苏州邑 ， 后改宁番卫 ， 本朝改冕宁县 ， 驻菩萨渡 ， 在县城东门外三里 。 ”山东招远市的汉族大多就自称祖上来自明初小云南建昌卫 ， 明代的建昌卫就是现在四川西昌 。 台湾历史学家李敖在《李敖自传》中 ， 称其“祖宗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自小云南乌撒卫（今贵州威宁）迁至山东潍县 。 ”清代曾任登州府教授的山东即墨人张希贤著《乌撒考》云：“乌撒偕毕节、芒部、镇雄、乌蒙诸地 ， 俚称小云南” ， 这些地方现在有些属于云南管辖 ， 有些属于贵州 ， 但都是元朝时期云南行省的管辖范围 。也有部分不肯配合明军作战的云南土著汉族被强迁北方 ， 《云南机务钞黄》载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给在云南前线的将领傅友德、沐英、俞通源的上谕说：“将云南布政司管下的百姓五万九千有零户、八万六百有零丁 ， 除当马站急递铺口使了的 ， 余外的见一户要一丁 ， 自备枪刀 ， 根大军下营征白夷 。 若不肯去的 ， 等大军征了白夷回来 ， 着总兵官领军拿了迁了 。 ”云贵川南在明朝以前 ， 白族人口众多 ， 为西南最大之少数民族 ， 当时称为僰人、白人、僰儿子 ， 又称为民家 。 之所以被称为民家 ， 这是因为明朝在云南遍设卫所军屯 ， 而卫所军人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於华东的汉族 ， 他们被世代编入军籍 ， 卫军和他们的眷属 ， 就被当地土著居民白族人称之为“军家” ， 卫军的子女和后裔被称之为“军家子”；反之 ， 来自华东的汉族卫军及其眷属 ， 则称当地土著居民白族为“民家” ， 民家的子女和后裔就被称之为“民家子”；军家和民家是当时两种不同户籍制度的产物 ， 当时云南“各郡之民”主要就是白族人 。 《明一统志》卷八十六引洪武十五年《云南志》说：“诸处之夷 ， 种类非一 ， 曰僰、曰爨人（原注：即猡猡 ， 有黑白二种）、曰麽些、曰秃老、曰些门、曰蒲人、曰阿泥蛮、曰百夷……” ， 共计二十种 ， 而将僰人排在首位 。 明洪武年间云南布政使张紞在《具足禅院记》中说：“西南诸种 ， 曰僰、曰爨、曰獠、曰夷 ， 而旁孽庶丑又不可悉纪 。 ”他把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归为四大种 ， 仍以僰人列第一 。 其它明代诸书所说亦同 。 洪武年间程本立谪云南 ， 有《晚至晋宁州》诗 ， 其中云：“青山蒙氏睑 ， 绿树僰人家” ， 又《宿晋宁》诗云：“汉妇良家子 ， 从军岁月多 ， 生得小儿女 ， 会唱僰人歌 。 ”此时距明朝平定云南只有十年左右 ， 而刚到云南来定居的卫军儿童就已经能唱白族民歌了 ， 可见当时云南境内白族人口之多 。 谢圣纶《滇黔志略》卷十五《种人》说：“滇中夷民 ， 惟白人流传最久 ， 窃据如蒙、段、赵、杨 ， 率白人种类也 ， 以故 ， 滇中各郡亦惟白人为最多 。 ”这里清楚指明了唐宋元明和清朝早期云南境内人口最多的民族就是白族 。明初将云南及其周边地区的白族人口大量迁徙到北方 ， 又将华东汉族人民大量迁徙到云贵川南 ， 遍立卫所军屯 。 据《滇粹》所辑《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十四世事略》中载：“洪武二十二年（沐）英还滇 ， 携江西、江南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 ， 给予种子、资金 ， 区别地亩 ， 分别于临安、曲靖、云南、姚安、大理、鹤庆、永昌、腾冲各郡县” ， 洪武二十三年 ， “又奏请湖广、江南居民八十万实滇 ， 并请发库帑三百万两 ， 帝允之 。 ”正德《云南志》称当时“诸卫遍于州县 ， 千屯抡列于原野” 。 川南则派越嶲侯俞通渊率军民二十万立五卫八所世守之 。 实际上早在洪武十四年后 ， 傅友德等平定云贵川南的明军就已经有不少人留守于当地了 。 洪武二十一年 ， 镇守云南的大将南安侯俞通源向明太祖上报云南屯田之数为435036亩 ， 这些都是当时的卫所军屯 。 贵州则先后有普定侯陈桓、镇远侯顾成在当地征蛮、屯田、开设卫所 ， 陆续迁入贵州的汉族军民也不少 。紧随其后 ， 就是明朝在云贵川南推行的去边疆化政策 ， 其中有两项措施尤为重要 ， 一是对少数民族的持续汉化政策 ， 二是改土归流 。 明朝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改土归流 ， 是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而逐步推行的 ， 到了清朝雍正年间 ， 由鄂尔泰署理云贵总督 ， 才取得了重大成果 。 而在明朝时期 ， 主要是削弱土官的势力和强化对土官的监督 ， 设立一整套完备的制度 ， 以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控制 。 明代的汉化政策则在云贵川南的白族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 《明史·云南土司传一》载：“永乐元年 ， 楚雄府言：‘所属蛮民 ， 不知礼义 。 惟僰种赋性温良 ， 有读书识字者 。 府州已尝设学教养 ， 其县学未设 。 县所辖六里 ， 僰人过半 ， 请立学置官训诲 。 ’从之 。 ”明正德《云南志》卷九曲靖府风俗说：“城内外汉僰同风” ， 卷七广西府风俗说：“诸夷惟僰人类华人 。 又景泰、正德两本《云南志》上说临安府的白族“家有诗书伊吾之声” 。 景泰《云南图志》、正德《云南志》的记载 ， 说僰人渐被华风、习礼节、尚诗书、登科第 ， 服食、用器、婚姻、丧葬於汉同风 。 万历《云南通志》所称的“郡人” ， 大都是白族 ， 亦多说习华风、同汉俗 ， 已与云南汉族没有多少区别了 。 到清朝康熙年间 ， 云贵川南的白族人口大都已经同化成了汉族 ， 而在地方志书中很少有记载了 。 康熙《云南府志》卷二晋宁州风俗说：“中原风气 ， 十得六七 。 ”康熙《广西府志》卷十一说：“僰人亦曰白人 ， 风俗多与汉人同 ， 知礼守法” ， 又卷一说：“昔多白人 ， 今为齐民之家 ， 相尚礼仪 ， 居室、器用、衣服朴素 ， 惟业务鲜商贩 。 ”又康熙《寻甸州府志》卷三说：“僰人 ， 今汉人呼之僰子 ， 其俗染於汉风最久 ， 近已有不能为夷语者也 。 亦稍读书 ， 与汉人结婚为伍 ， 故服食、衣制、婚丧之事不甚悬殊 ， 多於州城内外居之 。 ”谢圣纶《滇黔志略》卷十五《种人》说：云南白族“渐杂华风 ， 涵濡圣化 ， 其间秀拔之士游泮宫、掇巍科、登仕籍者亦往往不乏 ， 与鹤、丽麽些 ， 未可概以夷人目之也 。 ”在清代的一些汉族士大夫眼中 ， 高度汉化的白族和纳西族 ， 已经不能再视之为蛮夷了 。 康熙《大理府志》卷十二《风俗》中甚至评价大理地区的白族 ， 到了“理学名儒项背相望”的程度 。 贵州和川南白族被同化的情况 ， 大体亦如此 。 在明朝时期 ， 不仅是白族被汉化 ， 云南境内的纳西族和傣族也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汉化 。 清代云南著名学者师范在《滇系》一书中还说 ， 明初平定云南后 ， 曾下令将有关南诏大理的旧文献档案 ， 不论“在官之典籍 ， 在野之简编 ， 全付之一烬……於是滇之土著皆曰：‘我来自江南 ， 我来自南京 。 ’”此举在於割裂白族人对於南诏大理历史的记忆 ， 泯灭其民族意识 ， 巩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 与秦始皇当年“车同轨 ， 书同文” ， “焚书坑儒 ， 禁百家语”是同样的目的 ， 但由此也造成了后世对南诏大理历史研究的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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