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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能够自发渐进地产生秩序和公平吗？

市场能够自发渐进地产生秩序和公平吗？。 按语：这只是一个初稿 ， 文章的逻辑和其中观点都有赖反复琢磨和不断改进 ， 先发出来 ， 请大家批评！一、缘起——问题的提出有一次 ， 和几个企业界的朋友聊天 ， 我半开玩地笑说：商业（市场）本质上是瓦解道德的 。 我没有说出无商不奸的结论——怕若怒对面的朋友 。 对此 ， 中国古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抑商”——把商业导引向耕读 。 比如 ， 商人不能穿绸缎 ， 商人的子弟不能做官 ， 不能参加科举 ， 等等 。 但是 ， 农民——其实是地主 ， 可以穿绸缎 ， 地主的子弟可以做官 ， 可以科考 。 于是 ， 经商赚了钱的商人就买地置田 ， 延师兴学 ， 所谓“书香门第” ， 所谓“耕读传家”的社会人文传统渐渐形成 ， 影响了中国社会数千年 。 我接着说 ， 这种重农抑商 ， 导商入农的政治 ， 保证了乡村的长盛不衰 ， 不但商人返归农业 ， 官员也落叶归根 ， 告老还乡 。 但是 ， 其后果是商业不能独立 ， 市场没有发展起来 ， 现代工业无法诞生 。 所谓明末资本主义萌芽 ， 根本上就是中外历史学家的“意淫” 。我侃侃而谈之后 ， 我对面的一位成功的商人 ， 发了诘难：“你说的不对！”——他斩钉截铁地给我一个迎头痛击 。 他认为商业竞争恰恰可以提升道德 。 比如 ， 商业欺诈和商业造假 ， 一个是市场竞争 ， 消费者可以淘汰这种不道德行为 。 另外 ， 那些骗子和造假者 ， 这些人在商圈内也会被同行所鄙夷 ， 诚信经营的商人也不愿与他们为伍 ， 比如 ， 不做他们的上下游 ， 这些奸商自然也会被淘汰 。 对于这位朋友的诘难 ， 我一时语塞 ， 争论显然以他的胜利而告终 。 后来大家在饭桌上讨论种种问题 ， 我们的经历有些相似 ， 在很多问题上有相同的看法 。 他提出的问题 ， 我们没有再讨论 ， 但我对此“耿耿于怀” 。 我开始想这个问题：市场竞争最终能够提升社会道德吗？那么 ， 为什么欺诈和造假屡禁不止 ， 骗子和奸商在我们的市场上遍地都是呢？二、市场产生秩序和公正的逻辑过程那次朋友聚会过去半年多了 。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于怀 。 最近 ， 我把这个问题归纳成一个命题：市场能否自发地产生秩序和公平 。 有了秩序和公公平 ， 道德自然包含其中 。 这个命题再往具体一点归结 ， 就是市场竞争能否和如何自发地产生秩序和公平？设想一个民初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型 。 没有政府 ， 也没有自然垄断 。 这时第一个问题是：交换的需求如何产生？这个问题和“产业结构”相关联 ， 相同的产业内可能没有交换 。 交换发生在不同的产业结构的边际 。 比如 ， 农业部落和狩猎部落 。 好了 ， 就从这里开始吧 。 一个农业部落和一个狩猎部落 ， 他们的边界上开始交换 ， 这是市场的开始 。这时的第二个问题是：交换的时间、地点如何形成？按照逻辑推演 ， 刚开始交换是偶然的、零星的 ， 随处发生的 ， 也不定时 。 但是渐渐地地点向人流密集的地方集中 ， 时间向双方的空闲时间集中 。 这样所谓的“市” ， 或者“市场”就形成了 。 我们的先民所谓“日中而市” ， 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 。 在最初的自由市场经济中 ， 交换者和生产者是一体的 ， 没有专业的商人阶层 。 这时交换的秩序和道德完全由初民的个人“良知”维系 ， 不会有欺诈和制假现象 。 据资料显示 ， 解放前云南的少数民族妇女 ， 如果要卖一只鸡 ， 就把鸡拴起来 ， 放在行人经过的路边 ， 自己躲在林子里 ， 行人经过 ， 如果要买 ， 放下钱 ， 把鸡拿走——交换完成了 。原始人可以杀人（当然可以劫掠） ， 但是不会骗人 ， 这种自然的道德水平可以维系最初边界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自行维持（基本的道德是市场发生的前提） 。 这个时候 ， 第三个问题产生了：商人阶层如何兴起？商人阶层的形成是市场扩展的必然产物 。 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展带来交易量的增加 ， 交易量的增加带来交易时间的延长 ， 而生产者不能在所有的时间离开生产 ， 于是 ， 一部分生产者放弃生产 ， 成为专门的交换者——交易商 。 另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展也在不断地吸引新的商品的加入 ， 而新的商品的加入不断地开发人们的新的需求 ， 进而进一步扩大市场的深度（交易量）和广度（交易品种） 。 和职业商人同时产生的是商业利润（货币或者早已出现——这是另一个问题 ， 当另文论文 ， 这时也加入市场交易 。 最早的市场交易是物物交换 ， 没有贸易余额 ， 也没有利润） 。职业商人阶层形成 ， 而唯利是图是商业本身的特质 。 这时自由市场经济中 ， 欺诈和制假之风自然兴起——商业利润的产生 ， 是市场瓦解道德的动力 。 于是 ， 第四个问题产生了：市场如何消除欺诈和作假？如果这个时候政府早已产生 ， 并成为社会统治的主导 ， 这个问题就要由政府来解决 。 这里就回到了中国先秦出现的市场管制和重农抑商的治国思想 。 商业对道德的瓦解是天然的 ， 如何防范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 。 我们的问题是自由市场经济自己能否解决欺诈和制假？我们先前的假设是市场先于政府（国家） ， 市场处于自由竞争 ， 没有自然或者国家垄断 。 这时 ， 起初市场中诚实经营与欺诈以及制假之间自由竞争 ， 消费者进行选择 。 民初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 ， 信息流动畅通 。 符合逻辑的结论是：市场竞争和“消费者责任”共同淘汰奸商 。 但是随着市场的扩展 ， 信息成本在增加 ， 欺诈和制假的收益也在增加 。 市场的内部竞争和外部约束应该（渐进）导向（善的力量总体大于恶的力量）商人自发组建行会来形成自律机制 。 这是第五个问题 。行会是一个自我保护的组织 ， 同时也是一个自律组织 。 行会的产生遏制、消除市场中的欺诈和制假 ， 同时也保护商人合法经营的利益不受侵犯 。 行会通过建立良好的内部竞争机制和外部防御机制 ， 保持市场良性运作 。 这时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威胁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内部是自由竞争是否会导致自然垄断的出现 。 如果出现了自然垄断 ， 行会就会被寡头 ， 或者单一的垄断者把持 ， 而寡头和垄断者本身会利用行会垄断价格 ， 甚至进行欺诈和制假 。 结果就是商业道德沦丧 ， 市场秩序被破坏 ， 市场公平缺失 。对市场威胁的外部因素来自政府 。 行会和政府孰早孰晚我们暂且不论 ， 但是两者同时存在是一件可以肯定的事情 。 政府对行会的威胁即把它置于政府的行政统治体系中 。 政府之手要伸进自由市场 ， 控制自由市场 。 当然 ， 行会可以和政府合作 ， 使之得到更大的保护 ， 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容量以及为市场提供秩序等 。 但是如果没有法律的明确界定 ， 政府一定会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下 ， 对自由市场进行过度干预 。 这种干预的结果就是权力代替商业原则参与市场经营和分配 ， 市场中原来自发形成的良好秩序以及公平性遭到破坏 。 这个结果和市场内部垄断造成的结果并无二致 。市场发展到此碰到了最后一个问题：市场能否发展出自己的治理模式——自治城市 ， 进而城市国家？行会从一个商业组织能否发展成一个行政组织 ， 进而发展成一个政治组织 ， 最后发展成一个国家组织——即 ， 城市国家 ， 这是一个市场能否自发产生秩序和公平的终极问题 。 我们认为 ， 如果没有外部绝对优势的政府组织的干预 ， 从逻辑上来说 ， 单个商会在本地与其他商会的竞合关系中会逐步向商会联合体发展 ， 商会联合体会在与外部对抗（与政府的对抗 ， 和与其他地区的商业组织竞争）中建立内部的民主机制（与内部的自然垄断对抗 。 如果发生自然垄断 ， 有可能形成寡头和集权模式） ， 并在竞争-淘汰中 ， 完善治理 ， 扩大权力 ， 向城市国家的形态发展 。从市场发生 ， 通过不断竞争和选择 ， 逐渐生成、发展成一种国家形式 ， 这是市场产生秩序和公平的逻辑过程 。 市场发挥自身作用 ， 通过自由竞争生成秩序和公平 ， 也就是建立以公平竞争为道德体系的法治国家 。 法治国家是市场自发形成秩序和公平的最终体现形式 。 这个过程有一个很强的外部假设 ， 那就是没有绝对优势的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 。 其中经历了6个环节：1、交换的需求如何产生？2、交换的时间、地点如何形成？3、商人阶层如何兴起？4、市场如何消除欺诈和作假？5、行会如何产生？6、城市国家如何产生？每一个阶段市场都有可能在外部干预和内部垄断的情况下走上歧路 ， 最终导致城市国家无法建立 。 从这个角度看 ， 自由市场经济生成秩序和公平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 而是一个偶然的结果 。三、现实的逻辑与逻辑的现实纵观历史现实 ， 我们前面的分析是不尽成立的 。 我们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历史的初期阶段或者出现过 ， 但是没有一个这样的市场自发渐进地产生了秩序和公平 。 或者可以说 ， 自由市场经济无一不在历史过程中夭折了 。 我们的分析似乎只是一厢情愿 ， 没有现实可能性 。 就现实性而已 ，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 市场没有渐进地发展成城市国家 ， 没有自发产生秩序和公正 。 但是 ， 这并不能说明逻辑上的合理性就没有意义 。 接下来 ， 我们要分析：为什么逻辑上合理的东西 ， 没有在现实中实现 ， 也就是为什么逻辑现实和现实的逻辑是不一致的？简单地说 ， 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不能自发产生秩序和公正 ， 而是现实中不存在这个演化过程实现的前提条件 。 导致自由市场经济无法自发渐进研究的因素很多 。 第一个是国家 。 国家的产生不一定早于市场 ， 但是独立于市场 。 国家是暴力和镇压的产物 ， 市场是竞争和合作的产物 ， 两者遵循不同的逻辑 。 从时间上看 ， 国家的产生 ， 特别是原始形态的国家的产生应该早于自由市场经济 。 因为国家是一个内部治理机制 ， 如果没有这个治理机制 ， 一个氏族 ， 或者部落无法独立的面对自然 ， 更无法在丛林法则下与周边其他的氏族和部落互相征伐 ， 扩充自己 。国家的目的和市场的目标有50%的重合 ， 有50%的相异 。 国家的存在 ， 其目的性一半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 ， 还有另一半是为了权力控制 。 从国家演变的形态看 ， 国家的经济性目的是一个逐步增长的过程 ， 越是早期的国家形态 ， 越是与经济目的相违背 。 在这样的条件下 ， 早期国家就会更加容易为了权力控制 ， 放弃经济目的 ， 即：以破坏经济发展手段 ， 达到权力控制的目的 。 有人可能争辩：经济是国家形态的一部分 ， 国家存在的经济性是不能分割的 。 可以说一个被驯顺（管制）的市场或者经济是国家形态的一部分 ， 市场——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权力之间永远存在鸿沟（对抗） 。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态度非常明确 。 第一个干预 。 国家从好的方面说总是怀有慈父主义情结 。 他认为国家理性比市场理性更加具有长远性和全面性 ， 因此 ， 他要为市场规定如何经营、如何发展的路径 。 这一点政府干预市场就像父母干预子女 ， 其方式和结果都是一样的 。 第二个驯顺 。 市场有自己的目标和路向 ， 政府也有自己的目标和路向 ， 两者在很多方面（早期70%）同床异梦 。 这个时候 ， 政府就会以权力来驯顺市场 ， 使其为放弃自己的目标 ， 为其政治目标服务 。 第三个暴力控制 。 如果市场出现了对抗 ， 或者国家沦陷为集权 ， 就会出现国家以暴力控制经济的情况 。 以上三种中任何一种情况下 ， 自由市场经济都无法自发渐进向秩序和公平趋近 。第二个是单一的产业结构 。 在两个国家的边境地区有发出自由市场的需求 ， 特别是两个产业结构完全不同的国家之间 ， 这种需求就更加强烈 。 比如 ， 一个农业国家和一个手工业国家 ， 或者一个畜牧业国家之间 ， 一方需要粮食 ， 另一方需要皮毛 ， 或者日常生活器皿 ， 双方之间的自由贸易对对方都是必须 ， 交易（贸易）能够增加双方的效用 ， 但是 ， 这种地方往往不可能产生自由市场经济 ， 相反 ， 这种地方历来都是战争抢掠的地方 ， 是战场 。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国家是前提 ， 国家的安全是首要保障 。 这里存在的不仅仅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问题 ， 而是超越经济利益的国家利益问题（我们前面市场产生于边境的假设不成立） 。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地区 ， 比如100-1000平方公里的地方 ， 这个地方如果由于地理环境的小块分割（100-200平方公里为单位） ， 导致产业多元化 ， 在国家尚未产生 ， 或者国家虽然产生 ， 但是其权力触角还没有深入到市场的条件下 ， 自由市场经济就会萌发 ， 并自发渐进的产生秩序和公平 。 产业多元化的地方 ， 经济交换的需求先于（大于）政治一统化的需求 。 因为 ， 这里交换（不同生活必需品的交易）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刚性需求 ， 没有交换 ， 正常的生活就无法进行 ， 而政治无法替代生活 。但是 ， 如果一个地方 ， 一个地理上广阔的地方 ， 产业单一 ， 特别是这种单一的产业是农耕 ， 这个地方自由市场经济很难产生 。 农业的特点是封闭 ， 自给自足 ， 对外部交易的需求不强烈 ， 除非是为了奢侈消费 。 没有交换 ， 农业社会可以在封闭的状态下延续下去 。 这样的地区 ， 靠天吃饭 ， 最容易出现疆域辽阔的农业（集权）国家 ， 自由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诞生 。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 ， 特别是农业地区 ， 财富集中 ， 导致奢侈消费成为必须 ， 这时对外部市场经济的需要成为必要 ， 但是由于国家权力在先 ， 政府干预在先 ， 其市场经济一开始就在政府的管制（奢侈消费本身是皇家、政府官员的需求）之中 ， 商人（为皇家和官员提供奢侈消费）自身没有自由 ， 何谈自由市场经济？更何谈产生自发、渐进的秩序和公平？第三个是市场内部的自然垄断 。 垄断的结果显而易见 ， 不是单一垄断者独占市场 ， 就是寡头联合独占市场 。 在垄断的环境下 ， 由于高额的垄断利润的存在 ， 一个是市场会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 ， 这种供应不足是人为的对供给端的压抑造成的 ， 往往使生产过剩 ， 经济资源闲置浪费 。 另外一个是因为人为造成的供给不足 ， 价格人为操作 ， 维持在高水平 。 垄断本质上是对秩序和公平的扭曲 ， 是一种损失经济效率的情况 。 在这种市场里面也许存在秩序 ， 但这种秩序是维持不公平的市场交易 ， 一方面是对消费者的剥夺 ， 另一方面是对生产者的剥夺 。第一、出现了垄断市场 ， 首要的特征就是自由交易的原则被侵蚀 ， 交易自由不复存在 。 垄断者独占市场 ， 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 以违背自由公平原则的行为 ， 强买强卖 ， 以此作为中间商获得坐享其成的利润 。 第二、这样的市场 ， 即使没有外部干预 ， 其发展的方向也不会是良性的秩序和公平 ， 而是由垄断市场的交易 ， 发展到垄断市场自组织系统 ， 即把持行会 ， 接下来如果条件允许 ， 会快速“堕落”成一个集权的政治体制 。 为什么是“快速” ， 而不是“渐进”呢？一般而言 ， 恶政的形成是加速的 ， 进展神速 ， 而善政的形成则需要长期的积累 。那么一个当初自由的市场内部如何“自发”地产生垄断呢？这里很有偶然性 ， 而且存在一个悖论 。 偶然性在于：这个自由市场中偶然出现了一个“天才” ， 而且偶然地 ， 只有这一个天才 ， 他从技术上改进其产品 ， 他从组织结构上改进其管理 ， 他在行业中成了唯一的龙头 ， 而且和别的企业实力悬殊 。 再加上他恰好又有野心 。 这种情下 ， 自然垄断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 。 这里的悖论在哪里呢？我们看到恰恰是市场中推动市场进步的技术因素和管理因素最后成为破坏市场秩序和公平的力量 。 从这个偶然性和悖论中 ， 我们看到另外一种偶然和悖论：那就是自由市场经济渐近自发地产生秩序（良性）和公平过程也是一个悖论 ， 即：市场中恰好大家的智力水平平均 ， 没有天才出现 。 正是一帮庸人（或者相反 ， 一帮都一样聪明的人）他们偶然地在历史上建立了现代文明所标榜的自由市场秩序和公平原则 。四、成功的案例、半成功的案例、失败的案例从我们上面的逻辑分析来看 ， 市场自发渐进地产生秩序和公平 ， 最后建立城市国家 ， 是一条充满偶然性的道路 ， 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 ， 大难不死才能成功 ， 其概率非常小 。 纵观历史 ， 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自由市场经济的萌芽都早早被摧折 ， 或者根本没有产生 。 但是也不是没有偶然成功和半成功的案例 。 历史发展的趋势是那些市场产生了秩序和公平的地方 ， 由于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 在近代历史上 ， 又以市场经济强大的竞争力 ， 在世界处于开放和一体化的过程中 ， 对国家管制的经济体制形成冲击 ， 在有些地方通过武力 ， 在有些地方通过学习和内部改良 ， 在把市场经济秩序向全世界推展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 其核心地方——中原一带 ， 处于广大的平原地带 ， 以农耕经济为主 ， 封闭内卷 ， 自给自足 ， 内外的交换市场不发达 。 另外 ， 国家体制早熟 ， 对社会的控制始终占主导地位（普天之下 ， 莫非王土） 。 即使在春秋战国时期 ， 五霸七雄互相征伐 ， 社会控制相对松弛 ， 但士、农、工、商的秩序已经厘定 ， 而且工商分离 ， 商人没有形成成一个独立的阶层 。 国家和社会由以农耕为基础的军阀（“霸”和“雄”）和文官“士”来共同治理 。 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 ， 商人阶层完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率土之滨 ， 莫非王臣） ， 西汉盐铁争论之后 ， 和儒家学术一样 ， 国有经济体制从理论上定于一尊 ， 成为千古不移的天道 。 之后两千年的历史就是对商人阶层的社会歧视和政治引导 ， 使其自觉纳入服从国家利益和接受耕读文化的体系中来 。 直到清朝末期 ， 西方列强打开国门 ， 官督商办 ， 红顶商人 ， 国家主义的经济体制仍然没有发生过根本动摇 。其他类似地区 ， 中亚两河流域 ， 印度恒河流域 ， 以及埃及尼罗河流域 ， 情况和中国大致相同 。 地域开阔 ， 农业经济 ， 国家早熟 ， 自由市场经济没有产生的机会 ， 因此也没有由市场自发生发出秩序和公平 。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地方完全没有秩序和公平 。 这些地方 ， 包括中国 ， 历史和现实中也存在秩序和公平 ， 但是这种秩序和公平不是基于市场、商业以及商人（公民） ， 这里的秩序和公平是围绕国家的集权专制统治 ， 为皇帝和国王的所谓天下长治久安提供“支援意识” 。 这和自由市场自发渐进建立的秩序和公平完全不同 。 后者是基于市场经济“长治久安”的秩序和公平 。 这种秩序和公平的发展方向是建立以商人（商业）主导的国家体制 ， 并在此基础上 ， 向现代民主国家的公民政治体制演进 。中国历史上 ， 没有自由市场经济生发的条件 ， 自始至终处于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 ， 这种说法也不尽然 。 有意思的是清末和民国初年 ， 情况出现了转机 。 一个是由于清政府对整个社会失去了有效控制 ， 社会在宏观上处于失序状态 ， 但微观社会机制仍然发挥作用 ， 也就是乡绅制度仍然对社会微观层面起到稳定作用 。 另一个是民国初年地方割据 ， 比如 ， 广州 ， 长期开阜 ， 商业意识浓厚 ， 商团组织早有萌芽 。 还有一个就是西学东渐 ， 西方文化 ， 包括西方的商业文明在中国已经从被动地顺从变为主动地接受 。 基于上述几个条件 ， 在这个历史的空档 ， 广州发展出了类似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经济体系 ， 其代表就是广州的商团（注释1） 。广州的商团其基础就是广州对外贸易的市场经济 。 清朝政府有效统治时期 ， 广州的对外贸易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 ， 但是鸦片战争 ， 西方用大炮打开国门 ， 广州的对外贸易逐渐受到西方自由贸易体制的侵蚀 ， 官方控制衰落 ， 民间崛起 ， 在清政府垮台之后 ， 广州由拥戴孙中山的地方势力微弱地控制 ， 广州的商业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扩大 。 这个时候 ， 地方商业组织（行会）发展成了商团 。 商团和地方割据势力并立 ， 共同维持着广州的社会经济秩序 。 商团的特征是一个自治组织 ， 但它有自己的武装 。 他们还没有发展成为绝对代表地方秩序和公平的组织 ， 但是已经具有了这方面的萌芽 ， 假以时日 ， 他们可能向城市国家的方向发展（注释2） 。但是历史没有给予这个机会 。 1924年 ， 孙中山意欲发起北伐运动 ， 这是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的谋略 。 孙中山的南方军要北伐 ， 首先要有粮饷 。 这时已经从共和理想蜕变为暴力政权的广州国民政府想到了富裕的商团——征税 。 强制、高额的征税遭到了广州商团的抵制 。 起初是消极对抗 ， 后来是武力对峙 。 于是 ， 在蒋介石等一班军阀的谋划下 ， 南方军突然袭击 ， 一夜之间用枪杆子消灭了商团 ， 广州的商业重新置于官方 ， 或者是军阀的控制之下 。 中国历史上一次宝贵的自由市场经济生发并向自发渐进秩序和公平演进的机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 而这一段历史则由于孙中山的个人光辉一直隐没在被历史故意冷落的角落 。欧洲则是另一种情况 。 欧洲在地理上高山丘陵 ， 又有河海隔离 ， 历史上被分割成块状的地区 ， 农业多种经营 ， 手工业行业众多 ， 行商走贾活跃 ， 贵族骑士传统源远流长 ， 区内诸侯国家林立 ， 商业经济发达 。 应该说这里是自由市场经济早先发生的理想地 。 真实的情况是 ， 欧洲 ， 特别是西欧 ， 包括英伦三岛 ， 早期国家虽然发展起来了 ， 但一直以来并非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 。 王权和商业之间形成一种互相依赖 ， 互相制约的关系 。 在这种情况下 ， 欧洲虽然出现了罗马帝国的统一时代 ， 也出现了基督教的一统天下 ， 但是商业经济一直处于社会主导的一方 ， 私有产权一直受到法律和神权的保护 。 这就为黑暗时期（中世纪）结束之后 ， 城市国家的兴起 ， 进而向现代民主国家过渡创造了条件 。如果进一步地考察 ， 欧洲 ， 特别是西欧 ， 社会的权力结构不仅仅是王权和商业之间的均衡 ， 其实是三足鼎立——王权 ， 贵族和商人经过竞争形成了互相制衡的均势 。 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是王权和贵族之间形成的权力制衡 ， 但内容包括了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保护 ， 也承认由商业发展建立起来的城市自治 。 比如：非经贵族会议的决定 ， 不得征收额外税金；保障贵族和骑士的采邑继承权；承认教会自由不受侵犯；对任何自由人非经合法判决 ， 不得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放逐出境；承认伦敦和其他自治城市的自由；统一度量衡 ， 保护商业自由 ， 等等 。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起来 ， 发动非暴力政变推翻了詹姆士二世的统治 。 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 ， 奠定了国王统而不治的宪政基础 ， 国家权力由君主逐渐转移到议会 。 君主立宪制政体有此诞生 。 自由市场经济自发渐进 ， 经过历史过程无数次的偶然选择 ， 最终在欧洲——这个特定的地理人文条件下 ， “必然”地产生 ， 以宪法的形式形成了秩序和公平 。 法国大革命也是税收问题引发的作为商业阶层的第三等级对王权的革命 。 法国大革命虽然经历了血腥的暴力以及帝制的反复 ， 最终走向以商业文明为基础的民主体制 。美国的独立战争本质上也是以华盛顿为代表的殖民地商业势力向英国争取税收、金融 ， 进而政治权利的一次成功的革命 。 欧洲以商业文明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解决了历史上所有政治体制没有解决的问题 ， 这就是触发了科技勃兴 ， 引发了工业革命 。 工业革命进而造就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 ， 从此 ， 在船坚炮利的一路扈从下 ， 西方的民主政治优势和市场经济优势在全世界攻城略地 ， 一方面不断摧毁着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集权体制 ， 另一个方面逼迫亚非国家被动 ， 或主动接受这种先进的国家体制和市场体制 。五、自由市场的秩序和公平——偶然性与必然性从以上的逻辑和历史分析中 ， 我们可以看出 ， 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生 ， 自由市场经济自发渐进产生秩序和公平 ， 并向城市国家 ， 以及民主政体演进是偶然的 ， 不是普世的 。 西欧的自由市场经济最后形成民主体制今天仍然是一个偶然现象 ， 未来也无法确定地说是“历史的终结” 。 其原因有三：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萌芽有严格的地理环境的限制 ， 不是所有的地理条件都能够合适自由市场经济的早期萌发 。 以地球的自然环境而言 ， 能够产生绝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地方几乎没有 。 西欧也只有在历史早期 ， 由于地理屏障的阻隔 ， 在外部破坏势力无法侵入的条件下 ， 才偶然发展出了自由市场经济以及与其关联的思想观念和习俗制度 。另一个是即使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萌芽 ， 也不能一帆顺风地自发渐进地产生秩序和公平 。 因为市场内部可能形成自然垄断 ， 而自然垄断导致社会分化 ， 最后的归宿仍然是专制主义政治 。 在这样的环境下 ， 自由市场经济无法生成良性的秩序和公平 。 在欧洲的历史上 ， 一直存在着自然垄断的倾向 ， 比如 ， 商业帝国此起彼伏 ， 威尼斯 ， 热那亚 ， 图卢兹 ， 巴扎可勒 ， 等等 。 还有至今任然庚续不绝的石油家族 ， 金融家族等 。 只是由于偶然原因 ， 这些自然垄断的力量 ， 或者在对外竞争中耗尽力量而衰落 ， 或者在先期（先于其）建立起来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平中受到制约 ， 没有最终形成定于一尊的政治力量 。还有一个是在现实的环境中 ， 比如 ， 西欧自由市场经济的萌发和自发渐进的过程中 ， 有一个因素至关重要 ， 就是贵族与王权的对抗 。 这种对抗消解了王权的力量 ， 对自由市场经济自由生长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保护 。 贵族来源于王权 ， 又成为王权的异己力量 ， 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 ， 其产生也有偶然性（比如 ， 中国的行省制就消灭了贵族阶层） 。 西方对于王权的制约还有一个因素 ， 那就是教会 。 教会和王权的斗争同样限制了王权的绝对化 ， 也限制了教权的绝对化 。 这些都是自由市场经济在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的争斗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偶然形成的必要条件 。自由市场体制的发生是偶然的 ， 但它的普及却是必然的 。 这得益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外在竞争力 。 自由市场经济应该说达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 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 边际上与集权体制管制和官办的经济在商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 在这种情况下集权体制会采用闭关、限制 ， 或者惩罚性关税来阻挡自由市场经济的“侵略” ， 把自由市场经济挡在国门之外 。 但是 ， 这个时候 ， 自由市场经济的的第二个优势发挥了作用 ， 那就是武力入侵 。 在自由市场经济的船坚炮利攻击下 ， 集权体制被迫打开国门 ， 或被动地接受 ， 或主动的学习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由此开始 。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出近代科技 ， 主要得益于几个因素 ， 一个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激励 。 科技是生产力 ， 是利润和财富的来源 ， 自利基因从外部推动科技发明 。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发出来的逻辑推理作为工具 ， 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无法替代的利器 。 逻辑推理的优势在于使科学研究一开始就能进入符合科学逻辑的正确流程 ， 这大大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率（成功概率） ， 推动技术以最低的成本 ， 最快的速度投入到生产领域 ， 创造实际的物质财富（注释3） 。 还有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企业模式和金融市场（特别是风险投资市场） ， 能够通过股份制、有限责任等迅速地聚集资本 ， 或者研发产品 ， 或者开拓市场 ， 或者支持一场以商业为目的的对外战争 。自由市场经济 ， 以船坚炮利的优势 ， 如洪水猛兽一般 ， 在全球范围内野蛮扩张 ， 首先以武力摧毁了市场藩篱 ， 逐步地统一全球市场 。 这是全球化的开始 。 继而以成本优势 ， 把自己的产品连同商业模式和企业模式 ， 推广到全球市场 。 进一步地 ， 自由市场经济把自己的国家制度也强加给那些被殖民的国家和地区 。 在这个过程中 ， 被征服的国家开始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 ， 从器物到文化 ， 从经济到政治的痛苦学习过程 。 这个过程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从偶然的成功 ， 到必然的普及的过程 。 有成功的案例 ， 比如 ， 美国、日本、韩国 ， 也有半成功的案例 ， 比如、大部分东欧国家和一些南亚国家 。 当然也有失败的案例 ， 比如 ， 非洲、南美的大部分国家、也包括俄罗斯等 。这个过程至今没有结束 。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 ， 在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普及的过程中 ， 能否和异质的经济模式 ， 比如 ， 管制的 ， 或者官办的经济模式结合 ， 发挥杂交优势 ， 产生出第三种具有更好的秩序和公平 ， 同时更有效率的经济模式？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 想必有很多可能的答案 。 但是 ， 从人类本质的目的性——自由而言 ， 自由市场经济的是最好的经济模式 。 从效率角度来看 ， 也许在一个段时期内 ， 其他模式 ， 比如 ， 国家资本主义 ， 甚至是国家奴隶制的经济模式 ， 由于能够发挥强制的最大效率 ， 其生产效率能超过自由市场经济 ， 但是一方面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 ， 这种经济模式是不人道的 ， 另一个方面这种经济模式也不可能在效率方面长期（或者平均地）超过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强制的高效率不可持续） ， 第三种模式产生并统领全球化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 当然有一种可能性：这种第三种模式以其野蛮的效率在全球范围内 ， 由于短期内的巨大成功 ， 不期然地摧毁了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及其基础 。 如果是这样 ， 人类的文明就要从零开始 ， 重新来过 。六、回答最初的问题回到和朋友的争论 。 朋友认为：市场会通过竞争和淘汰 ， 自然而然地生成道德 。 我当时没有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面前的市场仍然充满了欺诈和做假？按照我前面的逻辑分析 ，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 ， 市场才能自发渐进地产生秩序（包括法治）和公平 ， 进而由此通过市场竞争淘汰不道德行为 ， 从而自发地建立市场道德秩序 。 在一个被政府管制 ， 或者垄断普遍存在的环境中 ， 市场没有秩序和公平——法治 。 这样的市场不能自发地生成道德 ， 相反 ， 这样的市场自发地生成并扩散恶 。 即使退一步讲 ， 在一个管制和垄断的环境中 ， 市场也只能偶然地成就善——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出现较为公平和道德的市场经济 ， 长期来看 ， 垄断和管制必然摧毁市场秩序 ， 欺诈和做假必然生成 ， 并统治这样的市场和经济 。接着这个问题 ， 我们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 ， 前面所说的原始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诚信和道德如何解释？此外 ， 古代社会时期 ， 交易市场上所谓童叟无欺、诚实经营的市场秩序如何解释？我们前面所谈的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自发渐进地产生秩序和公平 ， 进而产生道德 ， 这是指市场内生的秩序和公平以及道德 。 这是最终通向自由市场为基础的民主政治的一条道路 。 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的外部可以为市场交易提供秩序和公平以及道德保障 。 这种保障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宗教 。 宗教所内涵的道德秩序会为市场交易提供道德保障 。 第二个是习俗 。 比如 ， 中国的儒家思想渗透到民间 ， 形成社会约束 ， 为市场交易提供道德保障 。 第三、国家权力通过管理（干预）为市场交易提供秩序保障（前说所谓“偶然地成就善”） 。 但是这些外部的保障都是自由市场的侵蚀力量 ， 在为市场提供保障的同时 ， 瓦解自由市场经济自发渐进产生秩序和公平的基础 ， 同时阻碍经济社会向民主政体趋近 。另一个方面 ， 这些市场秩序和公平的保障（宗教、习俗以及国家权力）不是持续的 ， 总体来说 ， 在逐渐弱化和丧失 。 当宗教、习俗、国家对市场秩序和道德的保障由于自身的式微、弱化和无序而不复存在之时 ， 市场处于既无内在自发渐进的秩序支持 ， 又无外在的约束和强制保障 ， 这时欺诈、做假等等败德现象就会在市场上反复以同样的方式一再重演 。 市场既无自组织能力 ， 通过内在的自由竞争产生秩序 ， 也不能借助外部力量可信地恢复人们对市场的信心 ， 此时市场可能要处于一个较长时期的混乱状态 。 之后 ， 或者通过外部政治良治的建立获得秩序和公平的保障 ， 或者在外部秩序长期的缺失中迫使市场博弈从短期趋向长期 ， 从而激发自由市场经济的形成 ， 并开启自发渐进走向市场秩序和公平 ， 并推动社会向民主政治过渡的程序 。 但是 ， 是否能够最后达到目的——建立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政治 ，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 自由市场经济以及由此成功走向良性的政治民主 ， 这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 而是一个偶然的成功 。注释：1、商团并非仅存在于广州 。 民国前后 ， 江南一带地方治安 ， 比如 ， 打更 ， 防盗 ， 争讼等 ， 也是商团出钱雇佣地保相约来维持 。 商团 ， 包括广州的商团由于维护地方秩序 ， 在民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基础 。2、陈炯明的地方自治思想是这种倾向的理论基础 。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 ， 陈炯明的地方自治有可能和商团自治相结合 ， 把广东打造成一个城市国家 ， 进而公共联省自治 ， 在整个建立一个类似于美国的联邦制国家 。 但历史没有给广州这个机会 。 我个人认为 ， 这是比后来所谓的启蒙运动失败 ， 对中国历史影响更加深远的悲剧事件 。 商团被剿灭后 ， 广州的商人还支持陈炯明 ， 对抗孙中山 。 这说明他们在理念上有一致的地方 。3、直觉推理和类比推理思维模式 ， 使中国人的思维一开始就走向了玄学 ， 甚至巫术 ， 只是偶然发明了一些实用技术 ， 但没有发展出完整的科学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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