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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舶来的“政治正确”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讨厌

对于舶来的“政治正确” ，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讨厌？作者：维舟近些年来 ， “政治正确”一词常常见于国内媒体 ， 但从网上言论看 ， 国内民众普遍不怎么把它当回事 ， 很多人甚至公开表示对其厌烦和不屑一顾 。 从这个小小的切片入手 ， 我们或许正可窥见中国社会的某种特殊心态及其转变 。▌一个词语 ， 各自表述“政治正确”通常意味着不成文的行为规范 ， 它原本是英文political correct的对译 ， 但即便在英语中 ， 它的出现也很迟 。 现代意义上 ， “政治正确”首次出现于托尼·班巴拉（Toni Cade Bambara, 1939-1995）出版于1970年的文集《黑人妇女》 ， 此人是一位美国黑人女作家、纪录片制片人和社会活动家 ， 其双重身份（少数族裔、女性）在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 ， 本身也相当“政治正确” 。确定无疑的是 ， “政治正确”的出现和流行并不是孤立的 ， 它与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民权运动息息相关——从1955年黑人女性罗莎·帕克斯以拒绝让座抗议种族隔离 ， 到1963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 ， 再到后来的反殖民反越战、1969年的罗伊诉韦德案堕胎权利之争 。 这一系列的事件 ， 一言以蔽之 ， 是原先被美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压抑的边缘群体开始发声 ， 争取自身权利 ， 进而抗议社会中或隐或显的歧视 。于是 ， 很多带有歧视、侮辱和冒犯色彩的称呼、词语都逐渐被系统性地清除或改用 ， 如“黑鬼”（negro）必须改用“黑人”（black）或“非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 。 在好莱坞电影中 ， 黑人等少数族裔的形象也渐渐正面化了——虽然也有像塞缪尔·杰克逊在《王牌特工：特工学院》（2014）里饰演大反派 ， 但那个角色也是个亿万富翁 。最能典型折射出这一变化的 ， 是美国智力障碍专业组织随着时代变迁 ， 不得不五易其名：1876年成立时它名为“美国弱智与低能儿福利院医疗官员协会” ， 直言不讳地使用了“弱智与低能儿”（Idiotic and Feebleminded Persons）一语；1906年它更名为“美国低能儿研究协会”；1933年 ， 由于“低能”一词已隐含侮辱性意味 ， 它再次改名为“美国智力缺陷协会”；久而久之 ， “智力缺陷”（mental deficiency）也常被用于歧视谩骂 ， 于是到1987年 ， 它第四次更名 ， 改称“美国智力障碍协会” 。 “智障”曾是用以描述智力残疾的词中最为中性、温和的说法 ， 但后来也被广泛用于辱骂 ， 2006年协会只得再更名为“美国智力与发育性残疾协会” 。当然 ， “政治正确”并不只是一堆委婉语 ， 也意味着政治实践中积极推动平权、支持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 。 但正如《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一书中所说的 ， 为平权而采取的“扶持措施计划常常无法满足任何人 。 男性白人抱怨是反向歧视 ， 而妇女和少数民族则仍然表示没有给予他们什么机会” 。最有争议的 ， 是以配额的方式推动平权 ， 理由是为了赋予边缘、弱势的群体更多机会 ， 应加以特别扶持 。 近期奥斯卡奖颁布新规 ， 今后要申请最佳影片必须要符合若干条件 ， 如其中要有三成以上的配角演员是边缘群体：有色人种、女性、LGBT、聋哑残疾人（包含这四种中的其中两种）；又或主角就是少数族裔 。 这难免引发不小的争议 ， 因为这些要求虽然非常“正确” ， 却和影片的艺术性并无直接关系 ， 而且把文艺政治化了 。对于舶来的“政治正确”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讨厌
▲ 2017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月光男孩》因其“黑人同性题材”被指是“政治正确”的受益者 。按中国人的说法 ， “政治正确”可以说“出发点是好的” ， 但在实践中 ，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可预料的复杂问题 。 一如今年美国弗罗伊德事件引爆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BLM）运动 ， 这无疑是在支持黑人反抗生活中遭受的不公与歧视 ， 但也有一些黑人站出来说 ， 黑人确实也需要直面自身的问题 ， 而不能都归结为外部因素 ， 不能因为是黑人 ， 就把所有批评都看作是政治不正确的——这些人之所以能这么说 ， 也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黑人 ， 换言之 ， 在“政治正确”的红线下 ， 同样一番话 ， 白人不敢说 ， 黑人却可以说 。这里的问题在于 ， 一句话究竟是实事求是的批评 ， 还是隐含着歧视 ， 在不同身份、不同立场的人看来 ， 也许感受和结果迥然不同 。 更进一步说 ， 那涉及的恐怕也不是话语背后的禁忌乃至“虚伪” ， 而在于这是否属于对方应受尊重的权利 。 由于现实中不同社会在政治构造和文化上的差异 ， 人们所处的位置和切身感受也大异其趣 ， 这就难免造成对“政治正确”迥然不同的各种理解 。▌透过“政治正确”的棱镜看中国像很多理念一样 ， “政治正确”的说法一旦进入到中国社会的语境 ， 语义很自然就出现了变化 。 虽然也有人按“美国式”理念去理解它 ， 但中国社会毕竟没有经历过美国那样广泛的民权运动 ， 因而很难切身体会其原本的敏感性 。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作家何伟就发现 ， 美国的那种“政治正确”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 在招聘会上 ， “没有禁忌语 ， 没有间接迂回 ， 没有人说‘成为团体的一部分’、‘成长的机会’、期待每个人‘动力十足 ， 极富创造性’之类的话 。 人们怎么想 ， 就怎么说出来 。 人们进行的评价极尽直白 ， 根据兴致或偏见行事 ， 十分随意” 。 在中国 ， 虽然任何公司聘用人才时的地域歧视都是违法的 ， 但却时有发生 ， 连美团都曾公然说过招人时不要黄泛区和东北出身者；而在美国 ， 别说是地域、族裔、性别 ， 就是年龄歧视 ， 也足以被告上法庭——在国内 ， 很多用人单位在公开招聘时说的一句话是 ， “35岁以上不考虑” 。不难看出 ， 这样的社会环境包含着两个相反的面向：它既推崇本真、直抒胸臆 ， 却又可能缺乏对他人权利的尊重 。 一些人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言行所可能隐含的歧视意味 ， 甚至意识到了也不当回事 ， 比如有的男性公然谈论女性时 ， 即便令后者不快也拒绝道歉 ， 还自认是个性的体现 ， 乃至自我辩解“男人就是这样” 。 这从一个侧面也能看出来：中国社会当下的委婉语不发达 ， 最流行的反倒是那些重口味的粗鄙词汇 ， 诸如“屌丝”、“然并卵” ， 它们的传播力正来自于这种极具杀伤力的直白表述 。也早有在华外籍人士震惊地发现 ， 中国的网络上 ， 连一些社会精英在公开场合都会毫无顾忌地用侮辱性的“阿三”来称呼印度人 ， 而在美国 ， 这不说让他们声名扫地 ， 至少也足以让他们惹上麻烦 。在欧美 ， “政治正确”更像是“基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文明人基本修养” ， 意味着不成文的社会共识 ， 规定哪些是不可接受的 ， 直接关系到利益群体的权利诉求；但在中国 ， 人们所理解的“政治正确”实际上是另一种意思 ， 相当于是某种“正统观念的外部约束” ， 因为行为规范是由国家权力决定的 ， 这与其说是对他人权利的尊重 ， 倒不如说是不能触碰官方的政治红线 。 王学泰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中所指的就是这一含义 ， 所以他才强调 ， 在中国以往那种“百分百的政治正确”氛围下 ， “人们只能说官话、套话、假话、空话” 。这样一来 ， 在中国人心目中 ， 捍卫“政治正确”仿佛就成了卫道士 ， 乃至是假道学 ， 这些人以正统的理念自命 ， 对其他不合己意者一概不容 。 确实 ， 在欧美也有人抱有类似观点 ， 他们抱怨“政治正确”鼓励了虚伪 ， 让人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 小心不去踩“政治正确”的红线 ， 如小说家理查德·杜灵（Richard Dooling）就曾讥讽：“政治正确的中心吊诡在于 ， 它要求所有事物都多元化 ， 但就是不包括思想多元 。 ”在一个自治能力较弱的社会 ， 如果最终由权力来决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 ， 那么政治禁忌往往就会变成权力博弈的工具 。 评论家翁贝托·艾柯就指出 ， 在意大利政坛的保守派阵营中 ， 有些人甚至将“政治正确”视为让持异议者闭嘴的工具 ， 有意败坏其名声 ， 几乎让“政治正确”变成了骂人话 。 但在中国 ， 这种反应却尤为强烈 ， 很多人对“政治正确”抱有双重的反感：既不喜欢受约束 ， 也不喜欢那些以政治正确自我标榜的人 ， 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偏见 ， 而把别人的规劝或捍卫权利一律看作是道德说教 。当中国传统的道德秩序逐渐瓦解 ， 人们从礼法中挣脱出来时 ，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无法无天”的自由 ， 此时社会的自我规范尚未建立 ， 如果有人抗议他任意而为 ， 得到的很可能是愤怒的反应：“难道不能说真话了吗？”——难道我不能表达 ， 我就是讨厌女人/黑人/同性恋吗？在这个意义上 ， 欧美的那种“政治正确”其实是一套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共识 ， 但中国人却从来不是公共人 ， 公共、隐私的分界也还没有充分确立 ， 加之权利意识的淡漠 ， 很多人当然更愿意率性而为 ， “老子想怎样就怎样 ， 你别用任何道德上的东西来约束我” 。人们只有在长期的交往互动中 ， 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自由”以他人的权利为边界 ， 那种反歧视性的“政治正确”才能被更多人所接受 。 尽管每个社会都难免会面临自己的问题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政治正确”本身旨在对社会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公加以“矫正” ， 因而关键之处在于如何找到一种更有效的方式 ， 而不是因为“政治正确”本身引发的问题 ， 就觉得它不必要去做、也不应加以批判地反思 。 最终 ， 这取决于我们究竟想要一个怎样的“更好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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