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边缘族群——“铁改余”在羌、汉、蒙古之间

作者：儒家公羊学“铁改余”是分布在中国的四川、云南、贵州、重庆、湖南、广西等六省市，总人数有130多万的一个庞大族群。至迟在清朝乾隆年间，这一族群在四川西南部地区就已形成较大影响力，四川著名作家流沙河（余勋坦）在他临死前几年写的文章《祖宗改家谱》中专门说到这个情况：“我们这个余家是单家独户，绝对孤立，在四川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就知道了，四川姓余的，其中有一股是相当大……在川南、川西都有……甚至还有西昌那边的，他们这一个余就很有势力……结果，我们家族入川的第三代兴字辈的读了书，想要在政治上有所发展，主动跑去投靠人家那一个余。 ”流沙河先生晚年的这段论述是相当客观的， “铁改余”族群就是产生于四川，而且最早就是产生于四川西南部，然后又向全四川和重庆境内扩散，最后才蔓延到周边的贵州、云南、湖南、广西，过去的民族学家对此已经有所认识，现在系统整理出来的大量的清代的“铁改余”家谱也能够证实这一迁徙和扩散的过程。有学者认为“铁改余”族群是当代中国西南最为庞大的一个家族，川、黔、滇、渝无处不有，且内部几百年来保持紧密联系，为近代以来中国所罕见。早在民国时期， “铁改余”族群就已经引起四川学者的注意，也有过一些粗浅的研究。大部分“铁改余”家谱自称祖先是元代的蒙古族奇渥温氏，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始祖是元成宗同母之弟南平王或两平王、东路不花元帅铁木见（也写作铁木建、铁木健、铁木鉴），但他们的家谱中同时又强调是元朝宰相家，这就存在矛盾之处。还有部分“铁改余”的家谱自称始祖是元代的将领铁木儿，或者东路蒙古不花元帅铁木儿，或者云元朝宰相“铁木耳作乱，族人恐遭株连之祸，易于余姓，窜徙得免” ，或云受“朝中权奸陷害，惧祸窃负而逃” ，或云受元顺帝猜忌，又遭奸臣诬陷谋反， “凛凛有诛九族之意，兄弟十人思维社稷不保，窃负而逃，易姓为俞（余）” 。过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李绍明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史金波等人认为“铁改余”族群是西夏党项人余阙家族后裔，元末从安徽庐州（今合肥）溯长江而上，西逃入川。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副主任荣盛和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的作者）、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西南民族大学研究员李宗放等则认为他们是蒙古族后裔，但是“元成宗同母之弟、南平王铁木见”这个人是不见于任何明代以前的史料记载的。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则把“铁改余”族群列为西夏党项族后裔。党项是羌人的一支，活动范围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和四川西北部。余阙祖籍甘肃武威，元朝时期居家安徽合肥，改姓为余，元代合肥驻军都是党项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81］民政字第601号《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份的处理原则的通知》，陆续有3万多“铁改余”族群成员更改民族成分为蒙古族，其中主要是川南西昌地区和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些“铁改余” ，贵州省的大方县也新建了这样一个凤山蒙古族乡，在四川的双流县这几年则新建了“铁改余史实陈列馆” 。近年来已有学者和多名文史研究者指出，根据“铁改余”族群保存下来的家谱来判断，最早的“铁改余”族群应该是元末在安徽庐阳（今合肥市庐阳区）易族改姓，避祸入川的元代钦察人玉里伯牙吾氏（宰相燕铁木儿家族）后裔，余姓或俞姓是取“玉”字谐音所改，其始祖当为燕铁木儿之叔父、元代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大部分“铁改余”家谱中的始祖“南平王、东路不花元帅铁木见”是帖木儿的“兒”字在辗转传抄过程中误作“見”字造成的。目前也已经发现了清代早期这样的家谱，也就是在同一本家谱中，早先写作“铁木兒” ，后来又写成了“铁木見” ，笔误的痕迹是很明显的。还有的余姓家族，早先的家谱记载始祖叫东路不花元帅铁木儿，后来写成了南平王、东路不花元帅铁木见。另外随着对大量的“铁改余”族群的家谱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研究以后发现，西南地区有相当部分的“铁改余”族群其实是明清时期华东汉族余姓移民入川的后裔，其成为“铁改余”的过程与流沙河先生所在的家族大同小异，就是外省移民入川后依附土著大姓，篡改了自己的家史。在相当部分“铁改余”族群的家谱中，仍然夹杂了很多宋代华东余姓的历史典故和民间传说就是这样来的。即使是元末就已经入川的明朝兵部尚书余子俊家族，其祖先也是湖北京山县的汉人，他们家谱中“铁改余”的记载也是后来才从周边余姓照抄来的。现代分子人类学的Y染色体基因研究，已经检测到的11支“铁改余”人群，共28个样本，大部分属于西南土著（包括羌藏）和南方汉族常见类型，但也有少数与北亚人群（包括蒙古族）有关。由于成吉思汗本人的基因类型在分子人类学界还不能确定，存在很大争议，所以也不能确定现有的“铁改余”检测样本与成吉思汗本人有无生物遗传学上的关系，不过西南地区庞大的“铁改余”族群显然不是同一个父系家族的后代，这却是毫无疑问的，其内部据说多达上百个支系，来源复杂。明清以后的各个时期，汇集在四川西南地区的各种来源的余姓，因为攀附土著强宗余（俞）氏的易族改姓传说，通过联宗修谱的方法抱团取暖，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铁改余”族群，而且雪球越滚越大，乃至蔓延到了四川、云南、贵州、重庆、湖南、广西等六省市的大部分余姓当中。 “铁改余”的传说也发生了走样、变异，从元末宰相燕铁木儿家族在安徽庐阳改姓为余（俞）入川，变成了成吉思汗后裔在四川泸州改姓为余，逐渐形成了一种人为构建的、虚假的蒙古族族群记忆。流沙河老先生晚年回忆说：“我当小孩子时候，祖祖辈辈都有一个规矩，小孩子每天早上醒来，大人都要扯着小孩子的耳朵大叫三声：‘记到！我们是蒙古人的后裔！’家中所有的老的嫂嫂、老的婶婶、老的婆婆、老的爷爷全部都告诉我：我们是蒙古人，曾经人家要杀我们，我们怎样潜逃过来的，我们是九子十进士的余家，在四川有多少人。于是后来我们家族的人没有任何怀疑，我从小就知道我家中所有的男男女女全部都认为我们是这样来的。 ”“铁改余”家谱中常见的“四太守五尚书”、“九子十进士”之类的说法，本出自唐宋时期民间堪舆风水书上的典故，与蒙元历史没有直接关系。 “九子不葬父，一女打荆棺” ，则是唐朝时期四川长江三峡地区的民间传说，讲的是一个不孝顺老人的故事，在川东民间流传了几百年，《全唐诗·卷八百七十七》中对这个传说有记载，明代《天中记》对这个传说又加以了说明：“昔人有九子，父死不能葬，一女编荆为棺，不知其人矣，谚曰：‘九子不葬父，一女打荆棺。 ’”据我推测， “编荆为棺”实为古代巴人在长江三峡地区悬棺而葬的习俗，唐朝民间对古代巴人的悬棺葬不理解，故附会出“九子不葬父，一女打荆棺”的故事。明朝时期， “铁改余”的先人在互相传抄家谱之时，也信手拈来，把这个故事编进了自己的家谱里，说成是他们骨肉同宗相认的一个依据，就像是江湖上接头的暗号，是当不得真的。青衣羌人是古代生活在四川西南部青衣江流域的一个古老民族，史书上又写作青羌或青氐，时间跨度从商周一直到南宋末年，元代以后才不见于史料记载。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包括今天四川西南部的雅安地区、眉山地区、乐山地区，后来又一直向东发展到了宜宾地区和泸州地区。据历史学家任乃强考证：“青羌移进路线，是循岷江与大渡河分水线的巴郎山、邛崃山脉猎食而进，逐渐下降到青衣江河谷来的，其降居河谷经营农业，大约与蜀国同时” 。早在春秋时期，青衣羌人的势力在四川西南部已经颇为强盛，号为青衣羌国，其都城在现在四川省雅安地区的宝兴县灵关镇，还有一些部落顺青衣江而下，在眉山市丹棱县的号“丹犁”部， “丹棱”之名就是由此谐音而来。乐山大佛旁的乌尤山古称青衣山，山下曾建有青衣神庙，附近有青衣坝、青衣义桥，距乌尤山不远的岷江江心有青衣别岛，青神县古名青衣县，这些在古代都是青衣羌人盘踞地区。至今在青衣江流域洪雅县的瓦屋山区还有青衣羌后裔在生活，保留着对这一古老民族的族群记忆，当然他们的户口本和身份证上早都已经是汉族了。青衣羌人以鱼为图腾，清朝末年还有不少雅安地区土著居民的住房上悬挂有木制鱼形装饰物，现在在雅安地区宝兴县和眉山地区洪雅县的部分老旧民居上仍然能够看到这种悬挂的木鱼。南宋末年，《宋史》中还有青衣羌人在四川西南部活动的记载，而且力量还不小，屡寇宋边，侵汉地几百里。进入元代以后，史料中就再也没有关于青衣羌人的记录了。可以推测，四川西南部的青衣羌人，应该在元代以后开始大量汉化，由于民族特征的逐渐丧失，所以不再被作为一个族群专门加以记录了。但是青衣羌人在四川西南部的活动地区，明代以后却出现了“铁改余”族群。雅安地区、眉山地区、乐山地区、宜宾地区、泸州地区，这些中国西南“铁改余”族群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与古代青衣羌人的活动范围高度重叠。青衣羌人以鱼为图腾，他们在元代汉化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应该就是取“鱼”的谐音改姓为余了。而在部分“铁改余”族群口传的历史中，也有鱼崇拜的痕迹，说他们的祖先被敌兵追赶，逃到江边走投无路，玉皇大帝派一条大鱼来驮他们过江，为了感谢大鱼的救命之恩，后来就跟着鱼姓，取“鱼”的谐音改姓为余。和四川雅安地区毗邻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沈村余氏也是四川西南部“铁改余”族群中的一支，其清末宣统二年家谱自称：“我祖铁木建，系元成宗皇帝铁木耳之二弟也，封两平王，食邑湖广麻城……红巾贼刘福通等作乱，十祖各咏诗一首，逃窜天涯。如日后子孙相遇，各述前言，以亲骨肉之意耳……洪武二年，二世祖余锡伯随征沈边地方，把隘御寇，勤劳有功，受封为沈边百户” 。而其早先乾隆五十九年的家谱又说，余氏祖原为元朝蒙古将领铁木儿之后，投明授为千户，清为长官司，受封后方改铁为余姓。民国时人李元安在《泸定土司概况》中说：“沈村余应安者，笔者至友也，为土司之后，曾言彼确为蒙族” 。关于沈边余氏祖籍，任乃强《西康诡异录》、刘赞廷《泸定图志》以及其它一些地方志，如《打箭炉志略》、《泸定县乡土志》均记述为江西吉安府人，他们的家谱中也有一段文字称：“如我余氏，籍本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十二都人士” ，这和其家谱开篇所载“食色湖广麻城”是矛盾的。而洪武二年，四川也还不属于明朝统治，余锡伯又如何随明军征讨沈边并被封为当地土司？沈边土司在《明史·四川土司传》中失载，《清史稿·四川土司传》中云：“沈边长官司，原籍江西吉水县。其先余锡伯，前明从征来川，授土千户。顺治九年，余期拔归附，改名永忠。宣统三年，改流。 ”这里也明确说沈边余氏的祖先是明初江西人，但何以从征来川后就能被授封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却没有加以说明。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形的，应该是沈边余氏清代以后杜撰的家史，又为地方史志和民国初年编纂的《清史稿》所采信。从沈边余氏的居住地区和历史沿革，以及余氏土司明初事迹和所管辖的属民来考察，其祖先不可能是蒙古族，也不可能是江西汉族，只可能是羌人首领。天全六番招讨司，是五代宋元明清时期四川嘉绒十八土司之一，属于氐羌民族，辖今天全、汉源两县及泸定之沈村、冷碛、擦道、岩州等六地土著部落。沈边土司余氏正是天全六番招讨土司所辖的土著部落首领之一，他们在明代同被称为河东六番。那么沈边余氏究竟是什么民族呢？这就必须要查到明朝时期的史料才能搞清楚了。清初《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引明代《天全六番志》中的记载云：“沈（边）、冷（边）本天全部属……沈边古笮都，沈黎郡之边地，旧名沈村。上自岩州通坝，顺流以至沈边，通为泸河东西部落，而沈边则天全所领之长官司也。明洪武初，部长有余昔白谷者授百户所，至子余毕撒从招讨使弟杨永武征建昌（今四川西昌）叛酋月鲁帖木儿有功，加授沈边长官司，传八世至余福保，被黎、冷诸番攻劫沈砦，燬其符印图册，招讨使遣兵保全之。明崇祯十三年，复随招讨使剿杀流寇于白水江。迨皇清顺治九年，余期拔随招讨使杨常投诚于嘉定州。十八年，余从化袭职。康熙八年，西藏营官通呷烈入犯沈边猴子坡，横肆烧劫，占去河西村堡，欲侵化林内地，提督郑即檄招讨使杨先柱率兵往禦。后从化骄恣，耆旧叛，招讨使乃夺其职与弟从国，逾年从化复通藏彝，谋杀国、招讨使，乃遣兵擒化，大破藏彝，尽复河西旧地，从国卒，子明奇袭职，其所治十数堡，曰沈村、曰贾弓得脱、曰竹麻沱、曰子牙厂、曰海留挖角、曰西底坝、曰松池、曰松林地、曰礼约、曰结梅、曰遐须、曰易积达、曰任不达、曰乐碉。 ”明代的《天全六番志》现在已经失传了，唯有清朝康熙年间编纂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保留了其部分内容，按该《志》所载，沈边余氏的祖先真名叫做“余昔白谷” ，本身就是当地土著部落首领，并不是什么江西吉水县汉人。而沈边长官司的管辖范围，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现在的四川省雅安地区石棉县境内，所列之挖角、松林地等堡皆为尔苏藏族（解放前称西番）居住区。那么后来沈边余氏为何数典忘祖，将他们的始祖“余昔白谷”说成是江西吉水县人余锡伯和蒙古族成吉思汗后裔呢？这个可能就是明代《天全六番志》中记载的明朝末年沈边余氏“被黎、冷诸番攻劫沈砦，燬其符印图册” ，真正的家谱档案在这个时候被毁了。到清朝以后，沈边余氏已经完全汉化，平时都是自称的汉族，不仅是搞不清楚自己真正祖先的名字，只能模糊的记得一个“余昔白谷”的谐音“余锡伯” ，而且连自己的家族早先是什么民族都搞不清楚了，说成了明初江西入川的蒙古族“铁改余”后人，又附会成了成吉思汗的后裔。据明代《天全六番志》载，当地土著“以耕垦力作为业，颇事诗书，而崇治化……望处荞红芋绿，出居杪矣。其种作以时名曰大春、曰小春、曰冬作、曰山作。而妇幼皆力治，无敢懈耰锄，妇勤于男负运，男健于妇治田……岁端亦贺节，新布衣，妆粔妆……村市各酒食相过，则检历会出行日，至日向所择方，或携壶榼，或过戚友，老稚纷呶，杂沓遑遑，恐后时也……清明扫墓，亦挈酒肉，具楮钱遍山谷以祭，馀邀亲党，相先后也……五月五日，家作腐脍苋蔬，食以蒜醢，过市买雄黄入酒，晨即醺醺，云避毒也。豪右作角粽，制香囊雕阳。关帝诞，先期敛众陈巨蜡备牲醴制袍，具十二日，肃仪从鼓吹迎，神蜡亦随焉……十月朔，作糍糕祀牛王，以糕挂牛角劳牛，谓稻则穫而牛则苦矣，今日临水自照，若角无糕，牛则泣矣。腊八日，遍食粥，家作豉，谓不败。廿四日，祀灶易新位，曰净灶，岁届除夕，作年糕曰枕头，磨以籼、糯粉和成。 ”可见在明朝时期，天全六番招讨司境内所辖的羌人汉化已深，与汉族在风俗习惯上已经没有大的差异了，然尚保存其尚武之风， “尝射腊岁旦至灯节，村村睹射，以中获年糕为嬉，春射鹿，秋伐兕，而熊豕以残黍麦，时击之。其猎也，犬但发其栖，人以猛捷□杀，用器先矢、镖鎗，继以箍刀毙之也” 。 “沈（边）、冷（边）本天全部属” ，当地土司余氏与属民之情形应该也是大体类似的。元明时期，四川西南部地区的羌人改姓为余，绝非泸定沈村一例，《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载，洪武四年“置雅州守御千户所，初都督何文辉师次雅州，遣千户王祯招降伪宣慰余思聪等，至是调千户余真领兵镇守” ，又《明史·四川土司传》载：“天全招讨司治碉门城，元之碉门安抚司也在雅州境，明初宣慰余思聪、王德贵归附，始降司为州，设雅州千户所，而设碉门百户，近天全六番之界” ，这里“伪宣慰余思聪等”实为元朝时期统治雅州的吐蕃等处土宣慰使，则可知元朝时期雅安的土司亦为羌人余姓，后来领兵镇守雅安的千户余真也有可能是其同族之人。清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宋志》雅州领羁縻州凡四十有四，元亦为雅州，初属嘉定路，寻属吐蕃等处宣慰司。 ”在宋元时期，整个雅安都还是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羌蛮混杂” 。又据沈村余氏所藏明代万历四十五年所立《合约》可知明朝后期位于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的明正土司之大管家亦为余姓。于此可见，在元明时期，川西南地区的羌人，由于逐渐汉化的原因，改姓为余者数量颇多。按照古代四川羌人的分布和活动地区来判断，他们应该是属于青衣羌人。但是自清代中叶以来，整个四川西南部地区都已无羌人踪影，更没有羌族余姓，那么这些羌族余姓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和泸定县的沈村余氏一样，参与了“铁改余”族群的形成。费孝通曾有一段学术名言：“羌族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许多民族都留着羌族的血液” 。民族史学家何光岳在《氐羌源流史》一书中指出：“元代羌人微弱，近汉人之地大多已融入汉族；则近蕃人游牧之地又多融入蕃族，以后成为藏族；也有因受蒙古人统治而融入蒙古族者。 ”此虽非专门针对沈边余氏和青衣羌人而言，但元代以后青衣羌人的演化也是遵循这一规律的，靠近藏区的青衣羌人最终融合进了川西藏族，靠近汉区的青衣羌人融合进了川南汉族，这就是现在学界所说的“羌在汉藏之间”；也有沈边余氏和一部分青衣羌人因为受到元代蒙古人统治的影响，而重新构建了民族记忆，把自己说成是蒙古人的后裔，甚至攀附成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成为四川西南部“铁改余”族群的重要来源。实际上四川和云南西部地区的氐羌系民族由于受到元代以后蒙古人统治的影响，后来都有一定蒙古化的倾向。《明史·西域传》载：“西番，即西羌，族种最多，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 ”清人王先谦《十朝东华录·雍正四》载：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等地西番， “自明以来失其抚治之道，或为喇嘛耕地，或为青海属人，交纳租税，惟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营伍官员。 ”有些甚至连名字也蒙古族化了，如《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载：永乐九年冬十月丙辰“西番土官月鲁铁木儿孙剌马拍及其姪孛里贡马。 ”有些则自称是元代蒙古人后裔，如明清时期的四川康定藏族明正土司和云南丽江纳西族木土司。丽江《木氏宦谱》云：“肇基始祖，名曰爷爷，宋徽宗年间到雪山，原西域蒙古人也” ，后来又干脆说成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后代，美国地理学家洛克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中记载了木氏在民国时期流行的说法， “忽必烈南下进攻缅甸时，在云南西北部与住地头人之女有私情。忽必烈许诺打完仗后回来娶她，后来姑娘生下一子，她等不到忽必烈，就把小孩绑在一木头上，让他顺金沙江漂下，自己则投江自尽。后来，忽必烈回来打听到他的儿子在一个叫北勒此(阿喜区)的地方被人收养，因这缘故，忽必烈赐给小孩一个世袭称号，并封他为纳西王。这个小孩就成为纳西王的第一代祖先。 ”还有一些举族都自称为蒙古人后裔，民国《雅江县志略》载：“瓦述者，系为族名，据传为蒙古族人，由元世游牧至此” ，瓦述其实是四川甘孜州境内的西番部落，今属藏族。民国《川康边政资料·盐源概况资料辑要》载：“麽娑，此族又称鞑子，当系鞑靼族，蒙古人也” ，麽娑就是现在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泸沽湖周边的摩梭人，总人口七万，他们是古代牦牛羌的后裔，又称为摩沙夷、么些蛮，解放后四川境内的摩梭人都被识别为蒙古族。当地左所土司喇家自称祖上明初来自江西，是先到的西昌，后到的泸沽湖。末代土司喇保臣解放后任左所区区长，在1957年受国家民委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邀请，作为泸沽湖及西昌地区蒙古族代表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随后又访问了外蒙古。摩梭人在历史上共有十几家土司，都自称是元代蒙古人后裔，姓阿者最多，还有姓诸葛的，民国以后开始自称为汉族诸葛亮后裔。云南的普米族，解放前称为西番，也是属于氐羌系的民族，但是他们在明代以后却长期自称为蒙古后裔。清人余庆远在《维西闻见录》中记载：“巴苴（普米族），又名西番，亦无姓氏。元世祖取滇，渡自其宗，随从中流亡至此者，不知其为蒙古何部落也” 。人类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明珂在四川西北部多次进行羌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后指出：“过去当地曾经存在一种以本地人的话来说， ‘一截骂一截’的族群认同现象。沿着一条河每个村寨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汉人，认为上游的人是蛮子，但是上游的人依然自称汉人，认为更上游的人为蛮子。我在当地访谈时，虽然他们已自称为羌族，但经常还流露出过去深怕被别人视为‘蛮子’的汉人认同，也对过去‘一截骂一截’的情况记忆犹新。 ”于此可见汉化以后的羌人，他们的族群认同是复杂的和混乱的，不少川西北的羌族也把自己的祖先说成是清初湖广麻城孝感乡填四川的汉人，有的又说成是元代蒙古人。实际上不仅仅是四川西南部的青衣羌人，川北的羌人在汉化后也参与了“铁改余”族群的形成。现在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三龙乡勒依村尚存一块清嘉庆十七年立的余氏《世代宗枝碑》，其碑文云：“凡我本族，自居山地，未有定姓名，从来水有源头，木有根枝，天下各有宗支，其姓不同，遵依五伦，我等会同一处，商议言定，派行尊卑上下，勿得紊乱，依字取名，自定之后，凡我纳儿、勿勒、亦之、竹多、木利等系是同宗，恐后人不知启祖之名，开到于碑，万世不朽。 ”这五支茂县的羌人就这样全部汉化改姓为余了，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后来迁到外地去居住，也自称为“铁改余” ，留在三龙乡的余姓解放后最终被认定为羌族。而茂县坪头羌寨的余姓一千五百多人至今仍然坚称自己是“铁改余” ，是蒙古人后裔。人类学家王明珂指出：“自古以来不知道有多少羌人变成了四川人。文献记载很清楚，岷江上游的人像燕子，一年定期到成都平原打工，这个传统早在汉代就有了。人们不停到四川平原打工，直到某一天家乡村寨没有地盘支持其生活，他就不回去了，就变成四川人。 ”同样的原因，明清以来也不知道有多少的羌族余姓变成了“铁改余” 。四川西昌俞氏是当地望族，祖上是明清世将，明朝时曾世袭建昌都指挥，按其《宗谱》所载，俞氏祖籍安徽凤阳，是元代钦察人玉里伯牙吾氏（宰相燕铁木儿家族）后裔，元末在庐阳（今合肥市庐阳区）取“玉”字谐音改姓为俞，后率部投明太祖朱元璋，侍驾渡江，从征秦陇燕赵，又征哈剌哈至捕鱼儿海，获酋长人畜，练兵荆州，征都匀、龙场诸蛮，克辰沅宝庆，洪武二十五年，分封越嶲，世守建南，威镇遐荒，迄至清末，仍为川南强宗巨室。历史学家秦维宪等人在《石达开大渡河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文中，曾经介绍过清末西昌俞氏的情况。四川西南部地区最早的“铁改俞（余）”传说，可能就与这一家族有关。又四川省冕宁县沙沟营俞氏，亦有家谱述其祖籍南京，始祖是蒙古贵族兄弟三人，元末易族改姓为俞，后避祸入蜀，分别落业于越嶲、建昌、宁番三卫。川南德昌、盐源、盐边等县也有俞姓自称为“铁改俞” ，祖籍或云是凤阳，或云是南京，入蜀的原因，或云明初从征，或云元末避祸。此类俞姓可能是西昌俞氏的同族之人，也可能是其部属的后代。另外解放前西昌水田彝人大石头土百户俞氏、长村土百户余氏、利扼土目余氏和西昌礼州水田彝人余氏、池氏、西昌月华水田彝人于氏都自称是铁改俞（或余、池、于）。有些还有家谱，如礼州《池氏族谱》云：“溯吾宗祖原姓两字，元明姓铁、余两字，清姓池、余两字。在昔始祖，居住江西吉安府太和县千秋乡之间，科甲大展，九子十进士，一女搭金桥。女婿亦登进士，声名洋溢中国……及明中叶，族多造任官僚，分发四川……余腾蛟登武进士，选任建昌（今西昌）都司职……夷汉通婚，变为夷族。后人有名池宜俄史者，有子六人，分居西(西昌)、冕(冕宁) 。俄史有一子名鲁彬，传子阿实，有子二人，一人名余兹。至雍正六年，举行升科报粮，照池名报姓为池，照余名报姓为余，从此分为池、余两姓矣。 ”此类西昌水田彝人中的俞、余、池、于等姓，祖上可能是西昌俞氏的部属，后来分守各营堡，与当地彝族通婚，而演变成了水田彝人。但是元朝时期在西昌地区是有蒙古驻军的，兵力亦不弱，明初曾发动叛乱，明朝政府调集重兵才将其平息，役后是否强制将当地蒙古人改姓为俞、余、池、于等，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按照明初的政策，是要禁止一切胡姓胡名，不许蒙古人本类自相嫁娶的。明末曹学佺在《蜀中广记》卷三十四中说：建昌安氏土官“所属有四十八马站火头，土番、僰人子、白夷、麽些、卢鹿、猓猡、鞑靼、回纥诸种，散居山谷间，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西讫盐井，延袤殆千馀里” ，又说：建南（今四川西昌、凉山、攀枝花地区）“部落散处，君长不齐，约其九种，可得而言曰：一、僰人，二、猓猡，三、白夷，四、西番，五、麽些，六、卢鹿，七、鞑靼，八、回子，九、渔人。 ”僰人、僰人子、渔民都是白族，百夷又作白夷、僰夷、摆夷，是今天的傣族。罗罗、猓猡、卢鹿都是指彝族，同名异写。西番、土番是指今天的藏族、普米族、羌族。麽些是指今天的纳西族和摩梭人。回纥、回子在此处都指回族。鞑靼是元代留居在西昌地区的蒙古人。于此可见，迄至明朝末年，西昌地区仍有未完全汉化的蒙古人存在，清代以后就不见于记录了。至于和四川西南部地区毗邻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福贡县、泸水县、兰坪县，以及云南省腾冲市、龙陵县等地的大量傈僳族“铁改余”群体，他们中有些头人的后裔还能够拿出清末以来的家谱为证。傈僳族中存在以鱼为图腾的部落，这个和青衣羌人是一样的，清代以后他们逐渐采用汉姓为余， “铁改余”的传说和家谱，可能是从相邻的四川西南部地区输入的。丽江纳西族余姓中的“铁改余”传说应该也是这样来的。但也不能排除元朝灭亡以后，有部分在云南的蒙古驻军及其家属融入傈僳族鱼图腾部落的可能性。过去云南通海县兴蒙乡的元代蒙古驻军后裔，就是长期和彝族混居，使用的都是彝语，几乎要融合进当地彝族了。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只是想象的共同体”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是人为构建出来的， “铁改余”的族群记忆和族群历史也是层层累积而成，时间跨度从元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元末明初入蜀的元朝宰相燕铁木儿家族后裔、元朝时期有一定蒙古化倾向而明清以后又汉化的四川西部余姓羌人、清代以后移民入川的南方汉族余姓共同参与了编织“铁改余”故事和“铁改余”认同，明末清初四川的大战乱是“铁改余”族群向云贵迁徙的重要原因。近来读了人类学家王明珂关于四川羌族历史的一系列论述，有所感悟，草就此文，作为民族人类学中的一个复杂案例呈现给世人，难免挂一漏万，权作抛砖引玉，惟祈斧正。

华夏边缘族群——“铁改余”在羌、汉、蒙古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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