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时的婚姻:男女结合不看感情,只看出身
转自“人民网”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http://gd.people.com.cn/n/2015/0423/c123932-24608243.html；“人民网”是《人民日报》主办的 。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 很稀罕一种东西 ， 叫爱情 。经年之后发现 ， 我们爱的是一些人；与之结婚的 ， 可能是另一些人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 。 恩格斯这么说的时候 ， 我们已经不道德了数千年 ， 还经历了一个最不道德的年代 。永远不变的是变化 。时代在变 ， 社会在变 ， 价值观在变 ， 我们的择偶观也在变 。 但择偶观的核心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顽强的惯性 ， 这个核心就是“郎才女貌”——不同的只是 ， 在不同社会 ， 不同时期 ， “才”与“貌”的衡量标准与表现形式 。于是 ， 漂亮的女子不论出身高低 ， 总是前途不可限量；而优秀的男人 ， 不管年老还是年少 ， 总是滑不溜手 。在这个意义上 ， 今日与几千年前 ， 并无不同 。红色年代 ， 爱情缺席我们甚至有过那样一个时期 ， 性是被严格压抑的 ， 而爱情是羞于启齿的 。法国社会学家穆勒在分析了婚姻基础的基本内涵后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婚姻有三大动机：即经济、子女与爱情 。 在上古时期 ， 经济第一 ， 子女第二 ， 爱情第三；中古时期 ， 子女第一 ， 经济第二 ， 爱情第三；到了现代 ， 变为爱情第一 ， 子女第二 ， 经济第三 。 这种划分大体上反映了人类婚姻中择偶标准的变化 。我们的情况或许还有些特殊 ， 因为政治曾经在这个国家近乎疯狂地起作用 ， 上世纪90年代以前 ， 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不免是政治问题 ， 包括择偶与婚嫁 。我们甚至有过那样一个时期 ， 性是被严格压抑的 ， 而爱情是羞于启齿的 。1950～1960“英模崇拜”成为择偶主流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接受《小康》采访时总结：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 ， 中国几乎没有择偶的自由 。我们的故事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 事实上 ， 那时候也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关于爱情的故事发生 。但关于爱情自由的梦想已经萌芽 。 正是在那个时候 ，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风靡一时 。 其中敢爱敢恨的小芹成为青年男女的楷模 ， 而行一贯家长作风的何仙姑在众人的哄笑中灰溜溜地下台 ， 标志着中国进入择偶自由的阶段 。“昨夜晚小芹我做了一个梦 ， 梦见了二黑哥你当了模范 。 人人都夸你是神枪手 ， 人人都夸你打鬼子最勇敢 。 ”小芹在影片里的唱词同样形成那个年代的择偶理想 。那是一个价值单一的时代 ， 不似现在黑白模糊 ， 以单一价值选出的“模范”、“英雄”成为1950～1960S择偶的关键词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 ， 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 ”魏巍的一则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给了军人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 。 嫁给军人 ， 尤其是获得荣誉的军人是当年女性的理想 。 即便从战场走回来的军人身体已不再健全 ， 但这些都不重要 ， 军人的光辉与荣誉足以让窈窕淑女趋之若骛 。生产工作中的“模范”成为在军人争夺战中不幸败下阵来的女性们的次优选择 。 当年 ， 农村与工厂或者国家机关都会兴起“劳模”或“工作积极分子”的评比 。 那些站在台上胸带大红花的男女自然成为择偶的热点 。那时候 ， 人们找对象首先考虑的是 ， 对方政治上是否要求上进 ， 在工作上是不是模范；那年头 ， 处对象的时候 ， “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争取工作上的进步”成为交流的主题和中心 ， 并借此发展成为光荣的“革命家庭”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一份调查报告中称 ， 1948年到1966年 ， 择偶条件中最关键的是本人成份、政治面貌以及家庭出身等 。而当时的媒人在介绍对方的时候 ， 通常首先就会推出党员身份 ， 以“上进”的政治面貌作为卖点尤其盛行 。1966～1976政治决定一切文革十年 ， 对一个国家来说尚且是一段不愿掀开的伤痛；而对一个人来说 ， 尤其是那些正处于青春年华的人来说 ， 更为残酷 。那是一个悲情的年代 ， 许多青年受到了双重迫害 。 那些叫知青的人 ， 不仅在身体上突然间要承受繁重的劳力；同时 ， 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还需要面对沉闷、落后的环境而失去了爱的能力 。“或许有很多人从此再也不能体会到爱情的纯真与激情 。 ”对于那个年代的伤害 ， 作家胡发云以“惨痛的代价”作评价 。很多故事现在听来是荒唐的 ， 而在当时 ， 却以认真的形式在生活中上演 。那时候 ， 一件鲜艳一点的衣服不小心就代表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 。 人们的服装一律灰蓝色 ， 发型也趋于统一 。 中国几亿人的生活中空前地只剩下一种思维方式 ， 人们只能用谈工作为由进行“地下活动” ， 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 ， 结尾也一定是革命的敬礼 。在政治席卷一切的年代 ， 男女青年择偶的关注点只有政治面貌与家庭出身 。 那是“根正苗红” ， 出身越穷越光荣的时代 。 青年人在择偶时 ， 出身的好坏甚为重要 ， 贫下中农、几代红之类的出身是一个颇有份量的条件 ， 它起码可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政治背景 ， 以保证在飘乎不定的政治风云中不会使家庭出现大的动荡 。 出身好的一般找出身好的 ， 而出身不好的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后代在择偶时较为困难 ， 他们只能找相同境遇者 。而对于知青来说 ， 他们的爱情婚姻更加曲折、悲情 。 “那些无奈选择留在农村的女知青是一个悲剧 。 ”胡发云说 。一位曾在“北大荒”下乡的知青这么回忆自己的队友：一位漂亮的女生 ， 当年出于狂热的政治崇拜而被鼓动去内蒙古插队 。 但娇弱的身体无法适应牧区生活 ， 只能听从牧民的劝告 ， 嫁给当地一户人家作儿媳妇 ， 以此期盼由夫家来承担她的劳动任务 。 但最终不但没能卸下自己的任务 ， 自己的命运也就此改写了 。这位知青以“苦涩”来形容自己的知青生活 。“在那个年代 ， 不允许谈爱情 ， 这是个人私情 ， 而国家提倡的是建设祖国 。 我们是感情被荒废的一代 。 ”接受采访时 ， 他语调激动：“即使有一些知青在这十年间结婚了 ， 但他们大多数只是出于生存的考虑 ， 为了获得一张政治的护身符或者一个生活的避难所 。 ”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 除了政治 ， 一切都不存在 。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还存在爱情婚姻自由的话 ，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 ， 在文革期间 ， 一切都被政治剥夺了 。一个时代的错误与伤害 ， 深深地烙印在这一代人的记忆深处 。 这或许是1980年代初期 ， 伤痕文学能迅速兴起的原因 。 同时 ， 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青年在观看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时失声痛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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