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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巨镜：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三大困境

历史的巨镜：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三大困境先知书店 先知书店 1周前历史的巨镜：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三大困境﹎策划：先知书店文：愈嘉 编：先知书店店长、柏果坊间常说 ， 中国人有三样东西最为擅长——烹饪、农业和历史 。其中 ， 历史 ， 不仅是我们的绝对强项 ， 甚至有时候历史填补了宗教的空白 。 古代中国就有着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史官体系和历史记录 。历史教训 ， 是中国历代治国者最重视的东西 。 历朝帝王无不牢记“以史为鉴 ， 可以知兴替”这一警世格言 。历史智慧 ， 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有 。 天桥底下的评书 ， 是古代城市的另类“文化地标” ， 无论贩夫走卒 ， 多多少少 ， 都能说几句“分久必合 ， 合久必分”“历史轮回” 。中国文化市场上 ， “历史热”更是长盛不衰 。 其中 ， 被研究最多、最深刻 ， 观点争议最大 ， 受关注最广的 ， 无疑是1840年以来的近代史 。理解近代史的三种范式关于中国近代史 ， 大致有三种研究范式：◎第一种范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 ， 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 。这种范式 ， 在史学界处于主流地位 ， 它有一个压倒性的主题 ， 那就是“救亡图存 ， 民族独立” ， 它就像一把火炬 ， 在各个阶级的手中传递 。 我们从小听到、学到的主流叙事大致如下：首先 ， 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 ， 紧接着 ， 是封建地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立宪 ， 其后 ， 是资产阶级发起的辛亥革命 ， 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 ， 无产阶级登场……以上救亡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 。 此后 ， 历经血腥残酷的动荡 ， 直到1949年 ， 历史才掀开新的篇章 。◎第二种范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 ， 是一部回应西方冲击的历史 。在西方学界 ， 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视角之一 ， 是汉学家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 。他在《冲击与回应》《剑桥中国史》等著作中认为 ，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 ， 中国采取怎样的回应 ， 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旨 。在华人学界 ， 这一范式影响颇广 。 比如 ，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就曾指出 ， “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立宪、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互相连锁,构成了一连串梯次式反应 。 外界压力越大,中国的反应就越强 。 ”◎第三种范式：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 ， 是一部学习西方 ， 融入现代文明的历史 。“冲击与回应”范式的质疑者认为 ， 在费正清眼中 ， 中国本身没有变革的动力 ， 只有冲击才会推动变革 。 这严重忽略了中国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秉持这一范式的学者认为 ， 面对西方冲击 ， 中国并不是只有被动应对 ， 相反 ， 具有学习西方的强大意愿 ， 其代表人物就是民国学者蒋廷黻 。 1938年 ， 他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指出 ， 中国要图存 ， 非“西化”不可——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思想 ， 等等 。在此视角下 ， 中国就像一个寒窗苦读的高考生 ， 不断改进自己的学习内容和方式方法 ， 力图在这场历史大考中取得一个满意的分数 。可以说 ， 我们能看到的绝大部分历史作品 ， 都可以囊括进以上三种范式中 。 区别主要在于 ， 视角不同、价值尺度不同 ， 以此串联起来的事件、人物 ， 所呈现出的历史面相不同 。 那么 ， 有没有新的范式 ， 能够紧扣中国近代转型与变迁的核心问题 ， 帮助我们重新理解1840年以来的中国？有 。 王人博老师的新书《1840年以来的中国》 ， 正是一种从公法视角 ， 重新理解历史的新范式 。 那么 ， 这种范式到底新在哪里？我们都知道 ， “1840”这个年份 ， 之所以被反复诉说 ， 因为它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重大分野 。 然而 ， 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区别到底是什么？在上述三种范式中 ， 这可能是一个边缘问题 ， 但在政治学 ， 或“公法”（宪法）视野下 ， 这却是近代史的核心问题 。比如 ， 无论哪一种范式下的中国近代史 ， 都绕不开的“现代化”一词 ， 在主流历史范式中 ， 主要是器物的现代化 ， 是强国的工具 ， 但在公法视野下 ， 现代化的首要问题 ， 却是国家的性质与结构、权力的来源与归属、人与人之间如何缔结关系等根本性的问题 。简单说 ， 一般范式下历史 ， 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历史真相是什么” ， 就是“历史规律是什么” ， 但读完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 ， 第一反应可能是“历史的真问题是什么” 。“真相”大白于天下 ， 历史悲剧未必就不再重演；掌握了历史“规律”（假如有的话） ， 未必就不再重蹈覆辙 ， 但如果能抓住历史的真问题 ， 结果可能会大不同 。“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1861年 ， 年轻的慈禧发动“辛酉政变” ， 开始了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垂帘听政” 。 此时 ， 在地球的另一端 ， 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 ， 在《古代法》一书中 ， 浓墨重彩地写下了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最本质的区别——“从身份到契约” 。前现代国家 ， 人与人之间 ， 是一种单向度的依附关系 ， 无论是普罗大众 ， 还是社会精英 ， 都逃不开“君君臣臣 ， 父父子子”的血缘依附 ， 和“率土之滨 ， 莫非王臣”的人身依附 。人人平等的现代观念产生后 ， 个人从血缘的依附结构中挣脱出来 ， 成为一个个独立自由的个体 。这就产生了一个经典的悖论——既然人天生享有自由、平等 ， 那为何还要构建一个国家？因为 ， 国家能够提供一种最基本的秩序 ， 否则社会将会倒退回野蛮的丛林状态 ， 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但是 ， 国家必须承诺每个人在被统治的状态下 ， 依然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人 。这份承诺就是宪法 。 所以 ， 卢梭才说：“我们是在成为公民之后 ， 才真正开始变成人的 。 ”可见 ， 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区别 ， 不是科学 ， 不是技术 ， 也不是市场 ， 甚至不是政治制度 ， 而是有没有以立宪的形式 ， 约定权力的来源、归属、边界 ， 以及从这一核心命题为原点 ， 来构建法律与制度体系 。王人博老师说：“宪法 ， 是定义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 。 ”《1840年以来的中国》全书上、下两部所探讨的 ， 正是法的现代性、法的中国性 。1840年以来的中国三大转型困境1840年 ， 在大英帝国皇家海军强大武力面前 ， 大清帝国的威严扫地 ， 天朝永恒的幻梦破碎了 ， 沉重而锈迹斑斑的国门上 ， 被轰开了一个血腥的缺口 ， 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转型开始了 。然而 ， 中华帝国的秩序 ， 历经上千年打磨 ， 日渐趋于精致完善 ， 其运行像钟表一样精密 ， 其严丝合缝之程度 ， 根本没有给以立宪为标志的国家转型留下任何空间 。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中国》一书中 ， 总结出三大“转型困境”：◎转型困境一：现代化是一种无限扩张的秩序 。 当中国被强行拖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后 ， 立刻陷入两难困境：若因循旧规 ， 自然死路一条 ， 但若激进西化 ， 就会发生排异反应 ， 引发社会崩溃 。 套用一句流行的话：不现代化 ， 等死；现代化 ， 找死 。大致从轴心时代开始 ， 中国文化与西方 ， 在政治制度（集权与分权） ， 经济制度（自由市场与官商经济） ， 法律制度（人治与法治）等重大问题上几乎截然不同 。一个人重复的行为 ， 形成了习惯；一个群体共同的习惯 ， 就是习俗；一个地区的习俗 ， 构成了传统；千百年积淀出来的传统 ， 就是文化 。 中国作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汤因比语） ， 要改变文化 ，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可见一斑 。◎转型困境二：西方文明史呈现的基本面相是 ， 从传统到现代 ， 必须“先集权（构建世俗的绝对主义国家） ， 再分权（在平等的地基上 ， 让权力分立制衡）”的过程 。 然而 ，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2000年大一统历史的超大规模中央帝国 ， 如果“先集权” ， 历史的惯性很可能是马上回到传统 ， 让脆弱的现代转型胎死腹中 。王人博老师说：“现代化转型 ， 最为需要一个‘合法的最高权威’ ， 通过它动员起各种资源 ， 组织起各种力量 ， 从而把现代化导入成功之路 。 ”然而 ， 从晚清到民国 ， 中国就像一个马赛克 ， 远看似乎是一个整体 ， 近看却是满地的碎片 ， 中央权威式微 ， 各种“封疆大吏”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军阀式”的自治权力 。这种情况下 ， 即便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华民国 ， 其宪法最终的效果 ， 非但不能形成有效的分权制衡 ， 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分裂与动荡 。此后 ， 在历经动荡后 ， 集权完成了 ， 但转型后半场 ， 面临的困境依然如故 。对此 ， 王人博老师在书中 ， 用了三章的篇幅 ， 分别剖析了1950年代以来 ， 最重要的几次宪法实践——“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八二宪法” 。 最后 ， 王人博老师敏感而又冷峻的写道：“与阶级相连的革命叙事 ， 并没有成为过去 ， 它还存在于当下 ， 在参与中国现代型塑造的同时 ， 也塑造着自己 。 这是现代性走向东方这个大国时无法避免的中国特性 。 ”◎转型困境三：传统社会中 ， 精英与民众之间 ， 泾渭分明 ， 前者积极求索 ， 乃至抛头颅洒热血 ， 而后者却相反 ， 和今天常说的岁月静好并无两样 ， 因此 ， 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 ， 自然出现“民众不急 ， 精英急”的奇特景象 。传统社会的权力逻辑是“打江山——坐江山” ， 政治是官僚和士大夫们的事情 ， 对于民众来说 ， 官府不过是交税的对象 ， 是交给李（唐）家还是赵（宋）家 ， 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但是 ， 作为向现代转型的立宪 ， 是国家与民众之间在非强制前提下的契约 ， 如果民众不参与 ， 精英设计出来的宪法再完美 ， 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 现代国家绝不可能在传统的土壤上生根发芽 。一边是民众不急精英急的传统 ， 一边是民众不参与就无法运转的现实 ， 构成了1840年以来 ， 走马灯一样的立宪实验屡屡失败 ， 现代转型一再遭挫的重要原因 。三个经典困境 ， 一言以蔽之 ， 1840年以来的转型之路 ， 就好比旧瓶装不了新酒 ， 如果用别家的新瓶来装 ， 也会让自家的美酒变味 ， 这正是中国变革的难题所在 。 可见 ， 未来的路 ， 比想象中更窄 。“法学界的王大爷”是一位孤独的敏感者王人博老师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天真冷 ， 好不容易打上车 。 一上车 ， 京哥就唠叨不停 。 问我是哪个单位的 ， 干什么的 。 我如实作答 ， 并告诉是教法律的 。 又问 ， 教什么法律？答 ， 教的是一门最不值钱的法律 。 京哥回答说 ， 噢 ， 是教宪法的吧？！”这个小故事 ， 无疑是王人博之于中国立宪的生动隐喻 。◎他以“孤独的敏感者”自况 。 在跨越历史三峡的航程中 ， 很多在西方属于传统的学科 ， 比如 ， 政治学、宪法学 ， 常常显得有些超前 ， 而王人博老师无疑是为数不多的、货真价实的宪法学者 。“他们试图放弃对自己外在境遇的思考 ， 把心灵投放到梦幻与虚无 ， 却又舍不得这诱人的红尘；他们既是这世界的支持者 ， 又是这精神世界的无援者” 。 这是王人博老师眼中的孤独的敏感者 。◎他被称为法学界深具人文情怀与批判精神的学者 。 2003年 ， 王人博发表《现代政治的中国之道》 。 他的学生羽戈问：“为什么不是中国的现代政治之道？”他闻之一笑 ， “潜意识中 ， 我想突出的是‘现代政治’ 。 将它看作一个共同普遍性价值 ， 不管中国、美国 ， 任何国家都要遵守 。 ”◎这位昔日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领袖、如今的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 ， 极擅调侃 ， 他还有另一个称谓——“法学界的王大爷” 。 有学者在饭桌上问他：王老师 ， 法治两字怎写？他稍稍侧身 ， 两眼微睨：你说怎么写 ， 就怎么写 。除了能“侃” ， 这位法学界的王大爷 ， 还是一位绘画、音乐、电影、摄影“全能选手” 。 当然 ， 让所有初登法学殿堂的学子们印象最深刻的 ， 还是他高大俊朗的外形和演讲时的迷人风采 。正如挪威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所说的 ， “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 ， 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一代人的错误至少应该有三代人来共同地承受 ， 如果缺乏这样的勇气和绝然 ， 我们或许将永远不可能进步 。在“历史热”流行的今天 ， 有些书追求“历史其实很有趣” ， 有些书追求“历史有图有真相” ， 有些书寻找“历史的终极规律” 。 但总还有一些书在固执地叩问“历史的真问题” ， 并以真问题重新串联大事件、大人物 ， 以及重要的思想 ， 王人博老师这本《1840年以来的中国》 ， 无疑属于后者 。如果未来的路 ， 比想象中的更窄 ， 我们更应直面历史的真问题 。当然 ， 最理解本书价值的 ， 应该是书的第一读者、与作者交流最多的出版人范新先生和他的编辑们 ， 他们为本书写的推荐语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以关键人物“时刻”“概念”为交错 ， 纵论近代中国的演进与嬗变 ， 融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智慧于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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