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在初秋来到大城市,他们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场“文化冲击”( 二 )


与布尔迪厄相似,埃里蓬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小镇一个工人家庭,是家庭中第一个完成中学教育并放弃工人身份的人。为了隐瞒自己的阶级出身、表现得“像个知识分子”,埃里蓬拒绝做一切体力劳动、不再看足球比赛、努力培养自己对文化艺术的审美趣味,并重新学习说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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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阶级差异”到“城乡差异”
埃里蓬曾极力想摆脱的,是自己工人阶级的出身和家庭代代相传的靠体力劳动谋生的生活方式。
这种阶级差异造成的“文化区隔”也曾出现在中国,出现在辛勤劳作的佃户与不事生产的地主之间。茶馆、剧院、米铺都是属于地主的,“从早到晚,闲适的绅士们在茶馆里消遣。他们品茶、听书、打趣、赌博和抽鸦片。对这些绅士来说,闲适意味着声望和特权。由于他们是闲适的,在下层阶级眼中就是高高在上的。”费孝通在《中国士绅》一书中这样形象地描写。地主阶层由其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而获得了一种文化特权,这种文化特权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
 冲击|在初秋来到大城市,他们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场“文化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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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费孝通 著,赵旭东、秦志杰 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3月。
但在今天,地主阶级早已不复存在,多数小镇家庭也早已远离单纯的辛苦劳作甚而过上了“小康生活”。曾经存在于阶级之间的“文化区隔”,转移到了城市和乡镇之间,尤其是大城市,成为了一种文化前沿、标杆式的存在。究其原因,是人们对大城市的向往与推崇。
在今年七月的一次直播中,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极力呼吁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去大城市上大学”,“因为在大城市可以认识更多的人,不知不觉地开阔自己的眼界,可以锻炼出寻找好工作的能力,拥有更多机会。”
也是在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的高考录取分数在多个省份超过了本部,高校第一次出现校本部录取分数落后于分校现象。尽管深圳校区在校园环境等硬件和师资力量等软件方面,都不如哈尔滨本部,但是深圳这座城市迅速发展的经济和就业条件,对考生而言都更具吸引力。
选择大城市读大学,也意味着选择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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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小镇微光》(2019)画面。
过去,“落叶归根”才是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在费孝通看来,“鲤鱼跃龙门”的青年子弟,会返乡为官,或至少报答家乡,这有利于保持农村人口的较高质量,帮助更多人获得良好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从城市带回的生活方式也会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区隔”,吸引着邻人模仿学习。
但现在,大学毕业生已无法返乡,在城市的几年,他们切断了和家乡的联系,家乡也无人可交谈、无事可工作,他们在大学习得的知识与技术,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发挥作用。根据职场社交软件脉脉所做的《人才流动与迁徙报告2020》,2019年人才净流入排名前十的,分别是深圳、杭州、上海、北京、广州、成都、西安、郑州、武汉、南京,无一不是大城市,甚至是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级大城市。
当大城市成为每个小镇青年的向往和梦想,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艺术风潮也就站在了“鄙视链顶端”。他们努力跨过“文化区隔”,养成上咖啡馆、逛艺术展的习惯,培养自己“高雅的”艺术品位,仿佛这样,就能成为大城市新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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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镇出身如何和解?
通过高考和就业,向往大城市的小镇青年梦想成真。但是来自小镇的生活习惯或许可以改变,来自小镇的家庭环境、思维方式和面对小镇出身的深深自卑却无法轻易消解。
2019年,一则新闻曾引起热议:出生寒门的北大博士后,在1999年和妻子赴美工作之后删除了父母的联系方式,失联20年,即使母亲病重仍拒绝回国探望,面对公众质疑只回答“清官难断家务事”。根据媒体报道,王永强的岳父是北大教授,在家人前往北京探望他和当时的女友时,他曾特意叮嘱舅舅“不要和女朋友提家里面条件不好的事情。”与此同时,王永强的家人也没有回避曾多次向他要生活费的事实。有网友猜测,王永强可能与父母积怨已久,无法忍受父母的“一再吸血”,才选择失联。
无论事实如何,显然时至今日王永强仍然无法与自己的出身、家庭、父母和解。
埃里蓬的故事与王永强有着相似的开头,却有着不同的结尾。同样出于对自己出身的愤恨,埃里蓬近20年没有回过家乡,没有见过父母,只是每个季度和母亲进行一次聊胜于无的通话,连父亲去世,他都没有参加葬礼。而他的兄弟,只能从电视节目中得知他的近况。
在这20年中,他定居巴黎,担任大学教授,过着“知识分子”的生活。可在父亲去世后,他意识到,家乡,这片他曾刻意疏离的社会空间、在他成长过程中充当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间,无论他如何反抗,仍然构成了他的精神内核。在确定自己无法与出身割裂之后,他决定与出身和解,也与自己和解。
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出身?如何面对随出身而来的自卑与窘迫?
 冲击|在初秋来到大城市,他们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场“文化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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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故里》,[法] 迪迪埃·埃里蓬 著,王献 译,后浪·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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