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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增长10000倍！深圳40年来究竟做对了什么？( 二 )

GDP增长10000倍！深圳40年来究竟做对了什么？
从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 。 特区设立之初 ， 深圳仅有1家县办企业 ， 员工108人 。 借助“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 ， 深圳成功嵌入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 。 到了1994年底 ， 深圳特区的“三来一补”企业就超过了8000家 ， 从业人员100万人 ， 产品种类也从不足10种发展到近千种 ， 构成了以视听产品为主的现代电子工业体系 。以富士康为例 ， 作为首批进入大陆的台资企业之一 ， 富士康在1988年就开始在深圳设厂 ， 见证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的数次跃迁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回忆称 ， 富士康在深圳的第一个生产基地是位于深圳宝安西乡的电脑接插件厂 ， 到2004年已经逐渐从简单的“三来一补”向电脑、手机等高端制造转型升级 ， 凭借劳动力红利、大规模、高效率、低毛利的策略 ， 迅速崛起为全球最大“代工巨头”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唐杰认为 ， “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成为深圳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最简明扼要的政策主张 。然而 ， 到了20世纪90年代 ， 随着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减弱 ， “三来一补”企业的高耗能、高污染等后遗症也开始显现 ， 产业转型势在必行 。 1993年底 ， 深圳特区出台决议 ， 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 ， 这也标志着深圳利用低成本要素发展出口加工贸易的结束 。为培育新兴产业 ， 深圳在“八五”计划中明确制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 ， 先进工业为基础 ， 第三产业为支柱”的产业发展战略 ， 提出“把深圳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和生产基地”的目标 ， 力主发展电子、石化、轻工、纺织、新型建材、精密机械等六大主导产业 。一个被特区传为佳话的细节是：1999年 ， 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在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获得了关键的第一笔220万美元风险投资 。 而这个日后被称为“中国科技第一展”的技术成果交易会 ， 成了深圳特区在新世纪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开端 。在经历了“腾笼换鸟”淘汰低端落后产能、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后 ， 深圳成为了“三新一高”（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 。自2009年以来 ， 深圳先后出台实施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及配套政策 ， 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截至2019年 ， 深圳高新技术创新型企业已超过3万家 ，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10155.51亿元 ， 其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1% ，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也达到了67.3% 。GDP增长10000倍！深圳40年来究竟做对了什么？
见证“移民之城”大时代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 深圳在短暂的40年间 ， 从一个人口只有30多万的边陲“小渔村” ， 发展为如今管理人口超2000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 背后秘诀可围绕一个“人”字展开 。从创市之初 ， 深圳就是一个对人才开放的城市 ， 最早打破传统的地域、体制等限制 ， 引全国之才、集全国之力建设 。 早在特区创办之初 ， 就曾出台不少全国瞩目的引才之策 。 包括农村户口入深圳户籍 ， 家属没工作的 ， 深圳安排工作；分配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住房；高薪聘任人才 ， 聘用期满留去自由等等 。例如 ， 蛇口1981年在全国公开招聘人才 ， 打破了由上级部门调派干部的做法 ， 首开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 。 1983年 ， 蛇口率先实行薪酬改革方案 ， 不论级别职务 ， 根据才能和贡献确定薪酬 。一时间竟引得全国人才东南飞 ， 不少人受特区朝气蓬勃的生机召唤而来 。 放弃“铁饭碗”闯荡深圳的徐少春就是其中一位 。1990年 ， 徐少春带着368元的养老保险金前往深圳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 不久后他再次辞职 ， 借了5000元购进一台286电脑创办了深圳爱普电脑技术有限公司 。 这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金蝶软件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 ， 1997-1999年间 ， 深圳人才大市场仅接待像徐少春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职者 ， 数量就超过了350万 。 而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之初 ， 深圳全市技术人员只有一名拖拉机维修员和一名兽医；如今这一数字已超过200万 ， 40年间深圳科技工作者的数量增长了近100万倍 。如此大揽人才 ， 不难让人想起“来了就是深圳人”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 。 有学者将深圳的创新气质与其移民特色联系起来 ， 解释“移民之城”为何能够成为创新之城 。 “早期到深圳的移民大多都是抛弃了原有的稳定生活 ， 愿意承受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 ， 去满足其对未来的高预期 ， 这种文化特质尤其适合以IT为背景的高科技领域的创新 。 ”唐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人员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移民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了原有的阶层 ， 多元化的交往变得很正常 ， 比如5个人凑在一起 ， 一个是包工头 ， 一个懂技术 ， 一个能办得下贷款 ， 一个做过处长 ， 再来一个搞财务的 ， 新公司就诞生了 。过去40年 ， 深圳的常住人口增加了约42倍 。 直到目前 ， 深圳依然在采取宽松的户籍政策 ， 大专以上学历落户不受限制 。 深圳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 ， 2019年 ， 全市新引进人才28万人 。勇当制度创新策源地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的教授代明 ， 他曾于1999-2004年在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后任职研究员、研发部长 ， 对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颇有研究 。在他看来 ， 深圳特区成立之初曾是一座“四无”城市——无重化工业基础、无重大国家项目、无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无资源环境承载力 ， 深圳凭什么迅速实现崛起？不少学者认为 ， 深圳的崛起得益于其区位优势 ， 毗邻香港；也有学者认为 ， 其得益于政策优势 ， 税收优惠、土地保障带来巨大红利；更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有为政府加之有效市场 。代明认为 ， 区位论、政策论、方略论皆有一定道理 ， 但多少有些“失焦” 。 在众多沿海、沿边经济特区中 ， 深圳的成功与其背后的制度创新不无关系 。例如 ， 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 ， 全国各地都来经济特区参观学习 ， 民间科技企业相关规定也逐渐影响到全国 ， 民营科技企业开始在全国遍地开花 。唐杰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人员表示 ， 很多人说深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 ， 但忽略了一个方面 ， 深圳很早就在科技创新方面尝试系统化地设计制度 。早在1987年2月 ， 深圳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 ， 在全国首次提出科技人员可以以现金、实物及个人所拥有的专利、专有技术、商标权等工业产权作为投资入股 ， 并分取应得的股息和红利 。这意味着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 ， 直接带来一股以华为为代表的创业潮 ， 也为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体制机制基础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对此也颇为赞同 。 他表示 ， 深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高科技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 例如 ， 建立和完善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人才服务体系、以高交会为主要平台的高科技交易市场体系、以高新园区为平台的区域服务体系、以华强北为代表的为高科技产业服务的产品配套市场体系 。“正是因为上述全方位的政府体制创新服务体系 ， 才为深圳高科技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撑 。 ”张思平说 。不仅于此 ， 深圳已经成为制度创新的策源地 ， 不少制度改革经由此推向全国 。 据2017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统计 ， 深圳25年来制定的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当中 ， 超过三分之一是在国家和地方立法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先行先试 ， 这些法规不仅护航深圳的发展 ， 也为国家提供了参考蓝本 。例如 ， 今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拟新提交审议立法项目29项 ， 包含新制定法规14项 ， 其中 ， 个人破产制度在深圳“破冰” ， 科技企业有望实施“同股不同权” ， 深圳的立法探索背后 ， 是这座城市改革的底色 。迎来“双区”时代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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