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年代的创作奇迹( 六 ) 嘉宾丨刘佳林、糜绪洋、魏东整理丨秦无

第二个突破，是弗兰克必须直接面对、认真对待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传统的作家传记也写生活和创作，虽有大量关于作家生平和社会历史背景的描写，但这只是传主所活动的背景或是身后的布景；作家在这个布景上活动，而布景上的所有元素并不对在布景前活动的人发挥直接的影响。这是我们过去看作家传记经常碰到的情况，传记家写了生平和作品，可是作品和生平之间的有机性联系处理得不够。在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里，能强烈地体验到新式传记的阅读快感，尤其是生活如何转化为艺术这方面的处理。

弗兰克在第二卷《受难的年代》前言提到，他要关注的是从生活向艺术转化的创造过程中那种神秘突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握住了或者始终追求这部传记当中所展示的神秘突变，就能从弗兰克看似漫不经心的生平描述中看到与后面作品发生的有机联系；甚至在他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当中，也能看到他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生活的回望。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传》时有没有阅读快感，就要看我们是否关注到、把握了弗兰克所展示的这种生活向艺术转化的神秘突变。这是弗兰克对作家传记的很大突破，也是弗兰克这部传记的精髓。

还有，他对生平节点的理解。生平的节点，就是影响传主命运和思想发展的重要事件。对鲁迅先生来说，去日本留学、弃医从文等是他生平当中的节点。传记关注这些节点，因为它们预示着作家未来的重要变化。从目前已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前四卷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一个重要节点是流放西伯利亚，十年受难。弗兰克用一卷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西伯利亚是对的，因为这是作家生平的一个节点。但从传统生平节点的角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三卷《自由的苏醒》，就有些困惑了。弗兰克自己也说，人们阅读这一卷时都“希望迅速越过这一时期” ，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0-1865年的生活不如他写《罪与罚》《白痴》的那段时期更吸引读者。

但是，第三卷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弗兰克要写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生活向艺术的神秘突变，在那之前最具有震撼力的原因就是他被流放西伯利亚，但这事情本身还不是神秘突变的整个过程，否则在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圣彼得堡之后就能立即写出《罪与罚》。很多研究者也认为，流放的生活是《罪与罚》这部小说很重要的源泉，但弗兰克对此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如果没有19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不出《罪与罚》；弗兰克在流放十年到出版《罪与罚》《白痴》《群魔》之间，从看似没有节点的地方找出节点。

弗兰克在第三卷想要表达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在1860-1865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和他编辑《时代》《时事》两本杂志有关，和他参与俄国当时的争论有关：关于俄国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关于艺术，关于一些重要的文学及社会事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完成了他的思想根本性的转变，同时这五年也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让他成为《罪与罚》的作者，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伟大作家。弗兰克在我们认为不重要的这一段时间里，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神秘的突变的时期。

从对生平内涵的理解、生活与艺术的关系、生平节点这三个方面来说，弗兰克的理解是对传统的、常规传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