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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产品经理改变深圳( 二 )


“发现市场痛点 ， 切合用户需求 ， 甚至是激发用户需求、教育市场 ， 这是产品经理的基本自我修养 。 如果解构这些职责 ， 就会发现这背后要求个人和行业生态、城市氛围都必须具有极强的创新性和对试错的包容性 。 ”他补充说 ， “这刚好就是深圳所具备的基因 。 ”
遍地都是“捞世界”的人 ， 只有少数人抬头看到互联网时代的“月光” 。 “世界工厂”模式既支撑着经济繁荣 ， 也掩藏着危机 。 2008年 ，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 不少加工贸易城市遭遇巨大下行压力 。 深圳市政府较早意识到加工贸易的局限 ， 早在1992年就明确“以高新技术产业立市” 。 从1990年代开始 ， 华为、腾讯、迅雷、金蝶等众多互联网公司先后崛起 ， 让这座代工厂遍地的城市终于有勇气触摸科技创新的门 。 华为的电信交换机、腾讯的即时通讯应用QQ、迅雷的下载应用、金蝶的会计软件等 ， “深圳造”的国民级产品闻名全国 。 这也是曾经以“大进大出”为主的深圳 ， 第一次高质量融入国内经济大循环 。 以此为开端 ， 深圳开始稳步向“科技创新之都”迈进 。 大约十年之后 ， 大疆创新、柔宇科技等明星公司的产品经理加入科技创新的洪流 。
在明星公司的光环下 ， 深圳俨然成为产品经理的“天堂” 。
创新方法论
在畅销书《硅谷百年史》中 ， 作者皮埃罗·斯加鲁菲列举了诸多“硅谷成功背后的秘密” 。 例如 ， 明媚的阳光和温暖的气候；大量发奋图强的创业移民的融入；创业与容忍失败的文化以及梦想改变世界的灵感 。 进入设立经济特区第三个十年之后的深圳 ， 渐渐拥有了这些“成功元素” 。 不过 ， 吸引着创业移民们“非深圳不可”的 ， 还有另一关键“元素”——全球最齐备的电子零配件供应链 。
这是硅谷的产品经理们都歆羡不已的“福利”：在不超过一公里的范围内 ， 找到实现“想法”所需的原材料；甚至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 完成从产品原型到产品再到小批量生产的全流程 。 创造这一“壮举”的 ， 正是腾讯创业那栋老楼所在的华强北——全球最大的电子元器件集散地 。
这其实是深圳人又爱又恨的“山寨遗产” 。 从21世纪初开始 ， 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 ， 华强北“电子一条街”的“山寨”产品几乎闻名全国 。 小商贩们倒卖组装再翻新的手机 ， 在原有手机组装基础上再加工实现反向充电、三卡三待等新功能 ， 当时备受青睐的是 ， 实现苹果手机双卡双待功能的“苹果皮” 。 相比品牌的定式产品 ， 这些“山寨功能”反而满足了更多的用户需求 ， 野蛮生长市场中的“一米柜台”一度一铺难求 。 当时的人们盛传 ， “在楼上买一个配件 ， 下楼就能组装好一部手机” 。
这样的“乱局”持续数年之久 ， 随着市场监管部门“双打”行动的开展而宣告终结 。
“深圳没有没模仿过的品牌 ， 深圳人从来不造假 ， 但生产大量的A货 。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早前曾担任深圳副市长 ， 对“深圳山寨史”记忆犹新 ， “深圳自己解嘲说什么叫‘山寨’ ， 就是Made in Shenzhen（深圳制造） 。 ”
在他看来 ， “山寨”带着原罪 ， 但也从侧面锻炼了深圳的电子元件供应链能力 ， 在成本把控和质量把控上积累了许多经验 。 历经多年发展 ， “深圳制造”已经转换增长方式 ， 从“三来一补”转向了品牌制造和产业技术创新 。
在深圳这样的“转换”中 ， 产品经理以及背后的“山寨体系”功不可没 。 从产品管理的流程看 ， 华强北的“山寨体系”可能是产品经理最早的外部协同网络 。 “山寨机”的背后 ， 其实是囊括方案研发、外观设计、模具、元器件和壳料供应装配的服务体系 。 在政府部门的监管下 ， 华强北“一米柜台”的小商贩们摆脱原罪 ， 成为产品经理们的强大支援 。
“山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深圳市场主体的“产品思维”——极强的市场化意识 ， 关注用户需求和品牌 。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 创造“苹果皮”、三卡三待的华强北人 ， 是更早的产品经理 。 这种“务实”精神 ， 潜移默化影响了深圳一代又一代产品经理 。 这种文化的产物 ， 是在模仿基础上的“微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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