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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大连少年杀人案民事赔偿128万 “隐秘的角落”如何照亮？( 二 )


琪琪被害案原告律师 田参军：仅仅经济赔偿 ， 或者经济的救助 ， 不足以弥补受害方的这种心理的伤害 。 没有从责任划分上进行平衡 ， 恐怕还是不够的 。 未成年的保护的话 ， 主要是要做到均衡保护 ， 不能单纯保护加害方 ， 就是这些干了违法犯罪一方的未成年人的权利 ， 也得均衡保护受害未成年人的权利 。
一方面 ， 施害者是未成年人 ， 现行法律下蔡某某能免于刑责；但另一方面 ， 受害者也是未成年人 ， 琪琪的家庭也需要被保护 。 据琪琪母亲贺美玲表示 ， 案发后 ， 蔡某某父母就搬离了该小区 。 案发至今 ， 蔡家也从未出面道歉 。 在此次诉讼中 ， 既没有出庭应诉 ， 也没有委托代理律师 。 我国现有法律规定 ， 监护人未尽到监护义务 ， 导致低龄未成年人从事严重犯罪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 需承担侵权责任 。 沙河口区法院的判决中也提到 ， 蔡某某的父母是其法定监护人 ， 应当悉心教导蔡某某 ， 但他们对蔡某某疏于引导和教育 ， 以致其故意实施杀人行为 ， 未尽到监护责任 。 目前 ， 琪琪家人还在准备材料 ， 希望继续追究蔡某某父母的刑事责任 。
白岩松
上周六《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 ，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 ，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对收容教养制度进行改进完善 ， 不再使用收容教养这一概念 ， 将有关措施纳入到专门教育 ， 而对大连那位杀人少年的三年收容教养 ， 已经是最严的顶格处理 ， 面对这不能更改的结局 ， 相信很多人都会想：防范这样隐秘的犯罪 ， 如何关口前移 ， 尽早的发现他们呢？
强制报告制度
揪出家人猥亵女童案
2020年1月 ， 9岁女孩兰兰告知父母 ， 自己被家人猥亵 ， 但爸妈不信 。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徐萍：如果父母支不支持 那么孩子的求助往往可能就化为泡影 ， 当真的看到了有一些案件过来的时候 ， 心里还是蛮沉重的 。
2020年4月兰兰再次被猥亵 ， 她偷拍全过程并上报村里 。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徐萍：通过他人之手的话 ， 把这个情况反馈到了我们司法机关 ， 这孩子也很勇敢 。
这起家庭猥亵案发生在浙江某县某村 ， 村妇女主任将兰兰的举报上报给县妇联 ， 妇联从县直接报给了杭州市检察院 ， 证据被迅速固定 ， 猥亵者很快被法律制裁 。 兰兰得到司法救助 ， 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拿到第一手证据 ， 首先得益于不久前 ， 最高检等九部门联合试行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徐萍：强制报告制度试行以来 ， 报告的责任主体最多的是我们的医疗部门 。 医疗等部门 在发现这样的一些未成年人 ， 可能遭受侵害或者疑似遭受侵害的情况时 ， 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 那么同步也向检察机关报备 。
简言之 ， 任何人和责任主体 ， 只要发现未成年人遭到性侵、虐待、拐卖等9类侵害或疑似侵害的法定情形 ， 就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履行报案或举报职责 。 事实上 ， 该项制度在被最高检等部门推向全国前 ， 杭州市萧山区2018年4月已率先推行了该制度 。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徐萍：萧山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性侵女童的个案当中发现 ， 前面两家医院 ， 都没有及时把孩子的异常伤情 ， 进行一个告知 ， 在将孩子送往第三家医院进行救治的时候 ， 我们的医护人员发现孩子的伤情异常 。 那么随即通过拨打电话报警 ， 发现了这样一起隐案 ， 从个案得到这样一个启发 ， 说他们希望能够建立起这样一项强制报告机制 。
徐萍所说的隐案即性侵猥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具有隐蔽性 ， 兰兰一案属于熟人作案的典型隐案 。 有数据统计 ， 熟人作案占比70%以上 ， 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都能成为报警维权的障碍 。
隐蔽性的另一层含义即 ， 因证据不全、保护未成年人意识不强等因素 ， 行政机构等责任主体存在不予受理和报告现象 。 强制报告制度正是为了解决未成年人被侵害后发现难、预防难、取证难而加重侵害的问题 。 另一方面 ， 如何积极开拓更多渠道 ， 让更多人以更主动的姿态加入报告行列 ， 决定着强制报告制度发挥作用的广度和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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