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山梵静|也是官员身后的恩典，宋代佛寺声钟丧俗：既是礼法和信俗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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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 在这期间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巨大转向 。 唐末宋初的动荡与离乱不仅导致士民们流离漂徙 ， 也使得他们的精神世界遭受重大摧残 。
不知苦难的时候不信鬼神 ， 然而当他们饱尝饥饿冻寒和无枝可依时 ， 佛家慈悲救苦救难的拔苦义理与威仪逐渐进入士民的生活并成其信仰皈依 ， 在这过程中儒释道三教合流 ， 其中象征皇家政治威仪的丧葬礼仪最具代表性 。
北宋创设的“佛寺声钟”丧仪 ， 即朝廷特命国家寺院 ， 专为去世的皇室人员和重要官员持续撞击无常钟的仪式 。 这种特殊仪式既是宋代国家礼法和信俗的互动 ， 也是宋代官员身后待遇的终极哀荣 。 佛寺声钟丧俗的“拔苦”与“威仪”内涵
1.佛教的“拔苦”义理满足士民死后的超脱心理
击钟打鼓是传统中国社会礼仪文化的一种特殊符号 ， 钟鸣鼎食是名望大家的象征 ， 晨钟暮鼓是寺庙的常识规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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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祭钟作为佛教威仪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 ， 之所以被中原士民广泛接纳并与传统礼俗共存 ， 引得无数宋人心向往之和礼拜 ， 就是因为佛教慈悲救赎的强大说服力和信赖感 ， 也是因为佛钟深邃厚重的鸣音 ， 涤荡世俗繁杂和红尘悲苦 。
【君山梵静|也是官员身后的恩典，宋代佛寺声钟丧俗：既是礼法和信俗的碰撞】声钟丧俗里蕴含着佛教的轮回报应一说 ， 丧钟敲响即作超度一法 ， 无常钟的“醍醐灌顶”可以震碎一切芸芸 ， 传递生命的义理 ， 连同出生与离世；“拔苦救难”可以威吓所有妄念 ， 救人于苦难 ， 渡人于苦海 。
佛寺声钟本质上还是在传达佛教的法理 ， 与士民心底的渴望相契合 ， 营造了一种充满仪式感又抚慰未亡人的氛围 。
2.佛教的悲苦内核自带“威仪”属性
如西方的耶稣是造物主 ， 中国传统文化中佛教里漫天神佛的存在大抵也相似 。 神佛之于人 ， 是启明星、是明灯、是高高在上遥遥无极的庇佑 。
在历来的文明发展中 ， 生死大事始终为人们所倚重 ， 任何一种宗教的诞生都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中心 。 而佛寺声钟因为贴合死生大事 ， 送悼亡人 ， 佛教因为贴近普罗大众 ， 和其他信仰一样被放在了一个神圣的地位 ， 自带着“威仪”的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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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佛寺声钟制度化彰显皇家的政治“威仪”
其一 ， 佛寺声钟地点因卒者卒地不同而分京城与京外 。 在京官员和皇家成员卒后多由京城寺院声钟 ， 京外官员多由卒地寺院声钟 ， 声钟一般多为朝廷或地方指定 。 一般来讲卒者在京和朝廷指定寺院都是恩赐的殊荣 ， 甚至可以当作子孙后代的荫蔽和谈资 。
其二 ， 佛寺声钟杵数因卒者身份地位不同而分 。 丧俗的声数需要“旋俟进止” ， 由朝廷根据官品和身份拟定 ， 除了规定的品官外其他低级别的官员卒后不享有声钟待遇 。
如嘉定十七年宁宗皇帝驾崩 ， 城内外诸寺院共声钟二十五万杵 ， 而权臣贾似道母丧声钟仅五百杵 ， 由有无声钟和声钟杵数可见卒者的身份尊贵与否 ， 进一步可见声钟制度化后皇家的政治威仪 。
其三 ， 佛寺声钟的给赐需要朝廷的令许 。 卒者家属不得擅自受请佛寺声钟 ， 必须相关部门“具状闻奏” ， 朝廷下令允许方可呈请施行 。 明清时期践行了国丧的流程 ， 严格了佛寺声钟丧仪的对象、具体杵数 ， 因此明清时期只有皇帝和皇后受佛寺声钟 ， 这更体现出皇家的绝对权威和声钟丧俗的威仪 。 佛寺声钟的演变：从平民化到制度化
佛寺击钟用于宋代士民的日常生老病死中 ， 宋真宗景德年间定制佛寺声钟丧仪 ， 南宋时期进一步演化成一种国丧礼法制度 ， 终结于雍正去世京师寺观声钟三万杵 。 从平民化到制度化是一个漫长又复杂的过程 ， 其中有士民阶层和国家官员层面的推波助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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