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ray|新妆美质望江南——评《江南通志》整理本( 二 )
因此 , 从文献的角度来看乾隆《江南通志》 , 它也许不是一个有趣的“江南读本” , 却是一个经过精心制作的江南数据库 , 任何对于江南的理解和发挥 , 都需要从中取资 。站立在乾隆元年这样一个古代中国的鼎盛时期 , 乾隆《江南通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终极版的古典江南的百科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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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通志》中江南全省形势舆图
乾隆《江南通志》于雍正九年(1731)开局编纂 , 乾隆元年刊刻成书 , 不久之后有锓修本传世;乾隆三十七年四库开馆 , 《江南通志》也作为江苏进呈图书之一 , 被抄入《四库全书》 。以上各种刊本之后多有影印传世 , 并且随着各地图书馆数据库建设的上线 , 似乎化身千万 , 取资甚便 。事实上 , 这部“盛世”的志书恰恰又遭遇清代“文字狱”最严酷的时代 , 看起来比较客观地记录地方风物的方志图书 , 因为涉及明清之际江南文人中的种种“违碍” , 版本之间也发生了种种变异 , 成为因政治因素干扰而在最短时间内改动最大的图书典型 。因此 , 打算从《江南通志》获得真实的史料 , 反而可能因为使用版本的不当而发生歧义 , 留下求真不能的遗憾 。
程章灿先生任主编、张乃格先生任执行主编的乾隆《江南通志》整理本 , 由凤凰出版社于2019年11月出版 , 作为这部方志第一次的点校成果 , 为我们利用《江南通志》提供了一个完善的读本 , 同时也在方志整理的体式上提供了独特的范例 。
整理本《江南通志》排版疏朗 , 其中引文、小字夹注等另用字体区分 , 这些物理性质的排版特点 , 是凤凰出版社一贯的风格 。更为重要的是 , 在整理观念上 , 整理者以乾隆元年刻本为底本 , 提供了一个通过校勘后择善而从的《江南通志》读本 。其中有在体例、格式、文字上的错误 , 均据后来的版本进行对校而予以更正;因为避讳造成的改字 , 也一一回改并作出标记 。在具体的数据和名称方面 , 还参校相关府州县志 , 予以更正讹夺、缺失 , 使得整部方志在初刻本上的错误都得到纠正 。有些错误 , 在一般的古籍整理中本可一仍其旧 , 而整理者却从典籍中比勘校正 , 免除了以讹传讹 。
作者还将领衔纂修者黄之隽的生平资料以及在其文集中有关《江南通志》的纂修意见附录在书后 , 使读者对于通志的编纂理念和修志过程得到进一步的参考 。在与其所论纂修内容相关的通志正文下 , 整理者还引文出校 , 体现了黄之隽忠于时代的编纂态度以及让读者对于比较生疏的“怀宗”为崇祯皇帝的知识有所了解 。因此 , 乾隆《江南通志》整理本首先值得称道的 , 是它为学界提供了一部完善的读本 。
整理本《江南通志》在古籍整理方面更重要的价值 , 在于它以乾隆元年刻本为底本 , 并以锓修本、《四库全书》本为参校 , 第一次汇总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 , 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可资比勘诸本异同的方志整理范本 。
因为文字狱而造成的避讳 , 是《江南通志》各本存在歧义最大的原因 , 整理者在这方面出具了完整的校记内容 , 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四库全书》本在文字狱禁锢下的重点删除对象 。
事实上 , 文字狱的避讳在乾隆元年的底本里也存在 , 《江南通志》的编纂者起初就不惜删改原文而确保图书通过审查的初衷 。只是随着文字狱的升级 , 后来的改动也不断增加 , 版本变化渐行渐远 。
《四库全书》作为《江南通志》最后的一个版本 , 馆臣也做了不少完善图书的工作 , 整理者都在校记里留下了“据《四库》本改”或“补”的文字 。同时 , 虽然整理本的《点校凡例》说:“凡底本不误 , 他本误者 , 不出校记” , 但还是把底本不误而《四库全书》有误的异文都在校记中体现了出来 。很多错误 , 都让我们看到《四库全书》不仅仅因为文字狱的关系删改原著 , 同时也因为《四库》馆臣的自作主张和抄手的误写 , 带来了较多的错误 。因此 , 就《四库全书》的典籍而言 , 《江南通志》在解决本身的阅读整理之际 ,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方式——在底本的整理中校勘《四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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