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花木兰”遍地的时代，女性崛起了吗？( 五 ) 在今天

一些平权运动的参与者，会把磨平差异的主张看作是“开明”或“解放” 。性别差异与性别不平等，被看作有紧密的因果关系。叶雯德在《英美平权运动转向“封杀文化” ，我们需要怎样的性别哲学？》一文中，提出了一些关键的问题：生理差异是不是男女无法平权的原因？为什么一些刚强、独立的女性主义者，反而会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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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视觉中国

或许，我们也可以换一个问法，花木兰那样刚强、独立的女性，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欲望？花木兰在努力“成为男性” ，她也有厌女症吗？按照上野千鹤子的说法，厌女症在男女身上并不对称。男人表现在对女性的蔑视；女人则表现为一种自我厌恶，是一种女性对女性、女性对自己的压抑。在花木兰的故事里，女性的压抑如同幽灵。

阎连科在新书《她们》中，明确表达了对于“花木兰从军”这个故事和人物

（身体）

的看法。在这个故事中， “没有花木兰在男人堆里生活、生存的纠结、尴尬和矛盾，没有写出一个女性

（身体）

在男人世界里内心的不安与焦虑。 ‘女性身体’在这儿完全消失了。 ”从“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鞭” ，几个蒙太奇就变身为“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女儿状态。有谁还能真的相信“花木兰”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呢？这种真实的困境，在历史人物郭俊卿身上真实地发生过：抗战胜利后，一些战友们在心理上难以或不愿接受“花木兰”的女性身份：“找个好妻子，不是郭俊卿。要个好战友，就找郭俊卿。 ”郭俊卿一生未婚，恋爱失败，又因为切除子宫，而无法成为母亲

（尽管她后来领养了孩子）

。这是“花木兰”困境最写实的象征。

在“当代花木兰”遍地的时代，女性崛起了吗？。花木兰的故事，解释权在谁手中？花木兰被晚清报刊解读为“女德”典范， “代父从军为父尽孝，掩藏美貌保全贞节”；被柳亚子等现代爱国者解读为“保我民族”、反抗敌军的“巾帼能兵” ，甚至为她最终放弃军人身份、“著我旧时裳”而深感惋惜。然而，我们唯独缺少花木兰第一人称的内心书写与自我解读。拥有女性身体的花木兰，经历着从古至今的自我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