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花木兰”遍地的时代，女性崛起了吗？( 四 ) 在今天

花木兰，意味着僭越男权社会的女性规范， “男女都一样” 。在花木兰的语境里，则是女人和男人一样投身大时代，共赴国难，成为报效国家的女英雄。这同样是社会主义时期典型的女性状态，一方面，这强有力地推动并庇护着男女平等的实现。另一方面，这种“去性化”的性别文化，更像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男性化”过程。很多研究者在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批判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状况：“这一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女性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将‘女性’变为一种子虚乌有。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 ”

（戴锦华语）

戴锦华在《昨日之岛》一书中指出，当代中国女性可能没有花木兰幸运。显然， “当代花木兰”的社会内涵和文化政治已经发生了转移。 “当代花木兰”可以是形象上富有女性气质的女强人，不过，花木兰式的精神性别困扰，对于女性来说依然存在，甚至变得更加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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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之岛》，戴锦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

在我们的时代，自然属性变得不再稳定，性别二元论频繁遭遇理论上的颠覆，这带来的是一种“花木兰式”的自我认同危机——在社会层面，要像男人一样，又要成为真正的女人；而在生殖层面，透过今天的生殖技术，花木兰还拥有了成为跨性别者、成为酷儿的自由。整体而言，当代人经历着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分离，性欲与生育的分离，这种分离既带来进步的错乱，也包含历史的重负。

各种形式的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涌现，也说明了这一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对于“何为女性”进行了更为幽微的探索。西蒙娜·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先天的，是后天形成的”；安托瓦内特·福克坚持“人生而为两性”；朱迪斯·巴特勒则要求超越二元性的性别框架，进入多元化的性别。此外还有布拉伊多蒂

（Rosi Braidotti）

、伊瑞葛来

（Luce Irigaray）

等人复杂、多重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女性主体。这些理论富有洞见且眼花缭乱，但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性别解放运动中，却同样出现了可疑地否定和替换了女性性别化身体的情况。